[拼音]：qianfa

我国古代关于金属铸币的法规，包括金属铸币的铸造、流通、收藏以及长短钱等方面的立法。

金属铸币起源于商代。随着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货币的主要形式。战国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钱币，其形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秦代统一币制，铸两等货币，黄金为上币，单位用“镒”（二十两）；铜钱为下币，重半两。从此开始以“两”为货币单位，并采用外圆方孔的圜钱形式。汉初因秦钱重，不便使用，命百姓铸榆荚钱，如夹杂铅铁，处以黥罪。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在位）时，销废旧钱，专令水衡都尉在京铸五铢钱。此钱轻重合宜，形制进步，自汉到隋基本行用不废。王莽5次改铸新钱，币制混乱。东汉公孙述在成都废铜钱，铸铁五铢钱。隋初铸“开皇五铢”，规定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命各关置百钱为样品，进关者经检查合格，才准携带入关，否则熔铸。禁止使用旧钱，放任不禁者，县令停禄半年。唐初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每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乾封元年(666)，铸“乾封泉宝”，开创钱币于“通宝”或“元宝”之上冠以当时年号的命名方法。宋太宗（976～997在位）初年，铸“太平通宝”。此后置钱监二十多处，最多的一年铸六百万贯。每千文约重四斤九两。北宋主要铸小平钱，南宋主要铸折二钱。金代最初使用辽、宋旧钱，正隆二年(1157)铸“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此后，亦铸大小铜钱多种，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等，钱文皆用汉字。元代主要行使宝钞，至大三年（1310）始行铜钱法，铸汉文“至大通宝”小钱和蒙文“大元通宝”当十大钱两种。至正十年(1350)，铸“至正通宝”，有地支纪年钱、纪值钱、权钞钱。权钞钱是用金属铸币来代表宝钞，分五分、一钱、一钱五分、二钱五分、五钱等五种。明初颁行“洪武通宝钱制”，铸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小平钱等五种，全部用铜。生铜一斤，外加火耗一两，铸小平钱一百六十文。铸匠每天造钱有定额。京城设“宝源局”，各行省设“宝泉局”，掌管铸钱事宜。宝源局发钱样给各省，令依式铸造。此后，户部增设宝泉局，专管铸钱，称“钱法堂”，又设督理钱法侍郎官。但所铸不多，并且往往尅铜而添入铅锡。嘉靖元年(1522)后，因不用宝钞，恢复铸钱，还补铸各朝未铸者。所铸名目繁多，有金背、火漆、镟边等类。制钱（本朝钱）分为京钱、省钱两种:京钱称“黄钱”，每七十文值银一钱；外省钱称“皮钱”，每一百文值银一钱。明末括古钱以充废铜，新铸钱品杂乱，质地恶薄，结果大贬其值。清初仿明制，在京师由工部设宝源局、户部设宝泉局，铸“顺治通宝”。顺治十年(1653)后的钱法规定，制钱七成红铜、三成白铅；一千文为一串，每文钱重一钱（后增为一钱二分五厘），二千串为一卯;钱式有五种，直到清末皆照此五式铸造。清文宗（1850～1861在位）时，铸当千、当五百、当百、当五十、当十共五种大钱，百以上称“元宝”，百以下称“重宝”。后又铸铁钱和铅钱。清德宗（1875～1908在位）末年，另造铜元。

历代封建王朝，一般都是把钱币的铸造权集中在封建国家手里，禁止民间私铸。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下诏禁止各郡国私铸。王莽规定私铸者全家没为官奴婢，吏和近邻知而不告，与之同罪。隋、唐初年，准许诸王子等在外地设炉铸造，但不准百姓盗铸和用恶钱贸易，还不时由官府用好钱回收恶钱销熔。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禁令更加严格。宋代禁止民间私铸和使用轻小钱、砂毛钱等，告者有赏。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规定，铸、熔铜钱和私造铜器者，一两以上，皆徒二年，罪重者从严判刑，罚偿钱三百贯；准许他人告发；邻居失察者，亦罚偿金二百贯。明代立法，私铸工匠，为首者依律问罪，胁从和知情者枷示一月，家属编戍。各级官员缉获私铸起数，附入考成。清代改定私铸律，为首者和匠人罪斩决，财产没官；为从和知情买使，总甲十家长知情不告，地方官知情，分别判刑；告奸赏银五十两。后又定剪钱边律罪为绞监候，申严私贩之禁。

流通法

在古代，钱币的使用和流通，往往有一定的地区范围。南朝梁初，京城和三吴、荆、郢等地使用铜钱，其他地区杂用谷、帛交易，交、广地区则全用金、银。唐德宗（779～804在位）时，各地一度禁带现钱过境。宪宗（805～820在位）时，不准铜钱越出岭外。北宋开封府界等十三路专用铜钱，陕西、河东两路兼行铜、铁钱，川蜀等四路使用铁钱。南宋主要使用会子，东南各路兼用铜钱，四川兼用铁钱。宋初禁止铜钱流入“蕃界”和“阑出”“化外”，边关官吏失察，五贯以下处罪，五贯以上处死。后改为阑出一贯文，即处死罪，并制订徒、流、编配、首从等法及许人捕捉、告发给赏。南宋时，屡次申严福建、广东沿海铜钱出界之禁。绍兴二十八年(1158)，定“铜钱出界罪赏”，如规定将铜钱与蕃商博易者徒二年、千里编管。金代禁止铜钱出境，亦制定罪赏格，同时规定民间交易，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铜钱；商旅携带钱币不得超过十贯。明、清的货币流通，偏重于规定各种铜钞和宝钞、银的搭配比例。明成化元年(1465)，颁行通钱法，凡商税课程，铜钱和宝钞各半兼收。弘治元年(1488)规定，纳赎、收税，历代旧钱和制钱各收一半；如无制钱，即收旧钱，二文当一文。万历五年(1577)，定出各项商价银、钱按八与二的比例搭配使用，顺治十年(1653)规定，用京局、外省钱搭配支给俸饷，钱粮征收银七钱三。大抵在1920年后，制钱才不再流通，其辅币地位逐渐被铜元所代替。

为确保流通领域铜钱充足，历代往往制订“限钱”法，对收藏现钱数额加以限制。唐宪宗元和三年(808)，规定最多为五千贯。元和十二年，又限定在一、两个月内，用超过部分购贮货物，限满违犯者，平民处死，有官品人等奏告朝廷贬责。唐文宗太和四年(830)，放宽期限，藏钱超过限额一万到十万贯者，在一年内用出；超过十万到二十万贯者，在两年内用出。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规定，民户积钱超过一万贯、官户超过二万贯，满二年不换成他物者，皆予没收。金代规定，官民之家藏钱最多不过二万贯，猛安、谋克一万贯，有能告发限外藏钱者，奴婢免为良人，佣者出离，以十分之一充赏金，十分之九没官。清代规定凡积钱到一百千以上，以违制论处。

在铜钱不够使用的朝代，还实行“短钱”或者“省陌”法。此法最初起自民间。 梁武帝（502～549在位）时，破岭以东，用八十钱为百称“东钱”；江郢以上，用七十钱为百称“西钱”；京城用九十钱为百称“长钱”。虽然国家加以禁止，要求通用足陌钱，但在民间仍逐渐形成一种 惯法。唐穆宗(820～824在位)时，规定从俗使用，每缗垫八十钱。唐昭宗（888～904在位）末年，京城用八百五十文为一贯。河南更减少五十文。五代后唐明宗（926～933在位）时，规定买卖皆用八十陌钱，禁止短钱，后汉隐帝（948～950在位）时，更明确立法：输官钱为八十文，出官钱为七十七文，称“省陌”，成为官定钱法之一。宋太宗（976～997在位）初年下诏，民间缗钱一律用七十七文为百。此后一般官私出入，皆用此制。有时百姓向官府纳钱仍用八十文陌制。金世宗大定二十年(1180)前，官府通行足陌钱，民间通行短钱，以八十文为陌。大定二十年定制，官私用钱，皆以八十文为陌。

古代钱法，在实行过程中不免出现各种弊病，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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