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gdaishi

唐宋诗歌各有特色，元明两代，文学的主流转向戏曲、小说，诗歌相对衰落。清代诗人，借鉴前代，扬长补短，对于古典诗歌有所发展。但清代的文字狱，使有些诗人畏惧政治的迫害，同时又迷惑于表面的承平，冲淡了对社会矛盾的深入观察和揭露，限制了清诗获得更高成就。然而总的看来，清代诗人不满于元诗的绮弱，明诗的复古和轻浅、狭窄的毛病，在技巧上兼学唐宋诗的长处，不断追求创新，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流派迭出，风格多样，其成就是超过元明两代，足以下启近代而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后劲的。

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在当时汉族人民和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的情况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遗民”诗人，他们有的直接参加抗清的政治、军事斗争，甚至以身殉难。有的以流亡隐居或削发为僧保持气节，志行皎然。他们写了不少表现民族大义、闪耀战斗光芒的诗篇。有的诗篇因受禁锢而失传，但流传下来的还是富有反抗精神的。这些诗人，主要有阎尔梅、傅山、黄宗羲、杜濬、钱澄之、归庄、顾炎武、吴嘉纪、王夫之、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等。其中如顾炎武的诗，宗法杜甫，以写易代之痛，词意坚实，风骨劲健。王夫之的诗如正、补《落花诗》等，瑰丽奥衍，纵横排奡，寄托亦深。阎尔梅吊古咏时之作，抒发黍离之悲，感情强烈。钱澄之诗题材较广，抒写故国之思的作品激越苍凉，描写人民疾苦的诗凄急幽奥。吴嘉纪的诗在表现反清思想之外，又善用白描手法反映民生疾苦；他长期和贫苦的农民、盐民生活在一起，滨海人民所受天灾人祸的煎熬，在诗中鲜明地留下了斑斑的血泪之痕。杜濬诗清郁，归庄诗绵丽，写情都相当沉痛；归庄《己丑元旦》诗：“不信江南百万户，锄耰只向陇头耕。”对人民的反抗力量抱着充分的希望和估计，很能激发人们的斗争意志。生年稍后的屈大均、陈恭尹两人，崛起岭南。两人的诗中多悲恸亡国之作，也都写得铿锵遒壮，兼具气韵声色之美。

以明臣而仕清的诗人，最著名的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称“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龚鼎孳较少特色，也无甚影响。钱谦益声名和影响都较大，他作诗反对明人的偏激，力扫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他兼取唐诗及宋、金诸名家之长，才藻富赡，在明季的作品，已显露能够挽诗坛衰势的气概；入清后的诗，哀思明室，托兴更深。因为他以明臣仕清，论者曾讥其矫饰。钱谦益是常熟人，所以又被称为“虞山诗派”的领袖。此派诗人还有他的学生与后辈冯班、冯舒和钱曾等，他们的诗风格并不同，成就也不高。吴伟业以“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笔，写晚明史事及兴亡、身世之感，“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他的七言歌行，《四库全书总目》评为：“格律本乎四杰（初唐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有很大的感染力，影响也大，在诗歌史上有创新意义。他是太仓人，又被称为“娄东诗派”的领袖。不过周肇、王揆、许旭等“娄东十子”的诗，走明朝王世贞等“后七子”的老路，并不能写出吴伟业那样的歌行。

主要生活于康熙、雍正两朝的应试出仕诗人，有所谓“南施北宋”两家。施指施闰章，诗学唐代的王、孟、韦、柳，以“温柔敦厚”著称，乐府歌行有一部分能反映现实生活；宋指宋琬，诗学宋代的陆游，兼师唐代的杜、韩，以“雄健磊落”著称。不过“南施北宋”并不能代表当时诗坛主流，这时期的第一流诗人应推王士禛。王士禛作诗提倡“神韵”，是清代“神韵派”的领袖，左右诗坛数十年。他擅长的七言近体诗，涵情绵邈而出以纡徐闲暇，善于融情入景，神韵悠然。他主要崇尚的是王维、韦应物一派的“唐音”，在艺术上有新的特色；惟内容多属模山范水、吊古抒情之类，是清诗进入“盛世”时期后反映社会矛盾的精神趋于淡漠的标志。和王士禛齐名的朱彝尊，是著名学者，作诗才力宏富，但独创新貌不如王士禛。这时期的诗人，还有尤侗、彭孙遹、梁佩兰、吴雯、洪昇等人，诗以疏畅隽永胜；有陈维崧、吴兆骞、田雯、张笃庆、冯廷櫆等人，诗以豪迈典丽胜。其中吴兆骞、陈维崧所作歌行有近于吴伟业的，他们虽不是太仓人，也被视为能得“娄东”法乳的健者。王士禛的甥婿赵执信，著《谈龙录》，对王氏的诗歌理论表示不满，理论上的影响颇大；诗作“思路劖刻”，也较多地面向现实，可惜意境往往涵蕴不深，成就并不大。这时期堪与王士禛并称为第一流诗人的，应推查慎行。查氏是清代学宋诗派成就较大的人。他的诗受苏轼、陆游的影响最深，用笔劲炼，运思刻入，不流于滑易。他讲究音节色泽，又兼得唐诗的好处。赵翼《瓯北诗话》说：“故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瓯北诗话》于唐代只论列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四家，于宋以后只论列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四家，于清代只论列吴伟业、查慎行两家，由此可以略见吴伟业、查慎行两家诗的历史地位。这时学宋诗派中的著名诗人还有宋荦，他极为推崇苏轼，他的诗作工力不如查慎行，但也有一些佳作。

主要活动年代在雍正和乾隆初年的厉鹗，著有《宋诗纪事》，搜罗广博，对宋诗钻研颇深，所作诗幽峭妍秀，工于炼字，五古尤胜，在学宋诗派中能够别开生面，号为“浙派”领袖。乾隆朝的重臣沈德潜作诗注重“格调”，效法汉魏盛唐，少数篇章能反映现实，但多数作品具有浓厚的封建卫道气息，较乏新鲜活泼的情致，他的诗被称为“格调派”，他的选诗和诗歌评论的影响颇大。继厉鹗而起的浙人钱载，他的诗在苍劲俚质中别饶清韵，也能避开“熟调”，自具一格，以生涩取胜。他的诗号称学韩愈，但受宋诗的影响也很深。在“神韵”、“格调”、宗唐、宗宋各派诗歌流行之后，相仿相袭，清诗又逐渐形成新的窠臼。这时期的诗人，能开新格局的是袁枚和赵翼。袁、赵和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的思想在当时比较通达，论事论情，务求平恕，敢于菲薄崇古、泥古的观念，冲击沈德潜一派所宣扬的传统“诗教”。他作诗反对模拟，提倡自写“性灵”。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鲜之处。可惜创作态度不够严肃，不少篇章境界趣味不高，陷于轻薄。赵翼也是学识博通、重视创新的人。他的五言古诗，说理诙谐，评论世事，常有精辟而进步的见解，很有特色。蒋士铨诗骨力的坚苍胜于袁、赵，但创新不如。早年所作的《京师乐府词》，比较别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袁、赵两人，是清代“性灵派”诗的代表人物。除这三家外，郑燮所作古诗如《私刑恶》、《逃荒行》、《姑恶篇》、《孤儿行》，继承古代乐府诗的优良传统，朴素生动，具有同恋人民的思想，感情较深厚。黄景仁是一个早熟而短命的诗人，诗才极高。他的描写社会不平和个人遭遇不幸之作，感情强烈，笔调清新，境界真切，兼有“清窈之思”和“雄宕之气”，读起来使人回肠荡气。郑燮、黄景仁诗在重意境、重白描方面，和“性灵派”相近。这时期还有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他把经史考据、金石勘研都写进诗中，成为所谓“学问诗”。

生活于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张问陶，他的七言律绝，佳句络绎。张问陶也好谈“性灵”，赞成袁枚论诗主张，可以算是“性灵派”的诗人。舒位、孙原湘和王昙，被认为是可以接踵袁枚、赵翼、蒋士铨的诗人。三人中，王昙诗比较粗犷。舒位、孙原湘诗多出入于李白、李商隐、杜牧诸家。孙原湘诗富于巧思，多艳丽语；舒诗才力纵横，饶有奇气。他们的创作倾向基本上还是继承“性灵派”的，但比较起来，他们在诗坛的地位及作用，已不如袁、赵。从这里，可以看出“性灵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微的迹象。乾隆、嘉庆时期，诗人很多，在上述诸家之外，还应提到的有气概豪迈、工于咏史的严遂成；以清迥为宗的姚鼐；锤幽凿险、诗中有画的黎简；格调秀雅、词采妍丽的吴锡麒；笔势奔放、语多奇崛的洪亮吉；不避粗犷、直抒胸臆的宋湘等等。但从总的趋势看，其后期的诗歌创作，已逐渐走向下坡路。

道光、咸丰时期，内外矛盾爆发， 战争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近代史的阶段，清诗的发展也转入一个新时期。

清诗总集，流行较广的有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王昶的《湖海诗传》，收录作家作品多、规模宏大的有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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