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anguozhi Yanyi

长篇小说。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三国志传》、《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全传》，简称《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作。

《三国志演义》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相互间的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晋陈寿《三国志》是一部史书。南北朝时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征引野史杂传 140多种，大大丰富了《三国志》的记载，其中即有不少传说成分。同时的《裴子语林》、《殷芸小说》、《世说新语》诸书也辑录了一些三国人物的奇闻轶事。《大业拾遗记》记隋炀帝观看“水饰”，“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刘备乘马渡檀溪，……皆刻木为之”。唐初《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僧象致敬篇》小注有“似刘氏重孔明等”语，开元间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十六解释这条小注，叙述了“死诸葛亮怖生仲达”的故事，亦系传说。刘知幾《史通·采撰》以为“诸葛犹存”一类事情，“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儿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至迟在晚唐，三国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传播，连儿童都很熟悉。宋代市民文艺发达，“说话”的“讲史”类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与专业艺人。苏轼《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这时三国故事拥刘反曹的倾向已很鲜明。金元时代，三国故事更被大量地改编为戏剧。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载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宋元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提到的南戏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元杂剧包括元末明初人写的杂剧中的三国戏，现在知道的有四五十种，内容更为丰富，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都已具备。讲说三国故事的“话本”，保存下来的有元至元年间刻本《三分事略》和元至治年间刊印的《三国志平话》。这两者实际是一部书的两种版本。前者国内尚无印本。后者较为流传，全书约8万字，上图下文。它的情节不受史实约束，表现了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从基本轮廓看，它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叙事简略，文笔粗糙，大约只是供说话人使用的一个提纲。这类话本，可能不止一种。罗贯中正是在长期的群众传说与民间艺人、下层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同时大量吸收《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材料，付出巨大的创作劳动，写成了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

《三国志演义》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止，描写了百年左右发生的事件，中间着重写了历时约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过程。第 1回到第33回，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写到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以及战后天下三分；第 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刘备集团活动，以及刘备死后，诸葛亮治理蜀国、南征北伐;第116回到第120回，写三国统一于晋。全部故事的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大体上同历史记载相去不远。但三国历史只是一个骨架，作品的血肉部分则主要是创作者（其中包括长期以来特别是宋元时期人民群众、民间艺人、下层文人）所创作、虚构的，概括了更广阔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作品所描写的“群雄角逐”，生动地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勾结而又互相争夺的关系，同时提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尤其重要的是作品的这些血肉部分体现着群众的观点和情绪。罗贯中采用群众中流传久远的三国故事题材，一并接受了群众赋予这一题材的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三国志演义》在曹操、刘备、孙权三个政治集团中，把曹操集团与刘备集团作为主要对立面，并把刘备集团放在中心地位。孙权集团虽然也是刘备集团争斗的敌手，但更多是作为刘备集团对抗曹操集团的联合力量。作品紧紧抓住曹、刘两个集团的矛盾这一主线，刻画了曹操和刘备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展开了一系列人物、事件的描写。

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在《三国志演义》里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历史上的曹操本来有诡诈、残暴的特点，民间传说把这一特点突出、夸大，在曹操身上概括了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本质特征。罗贯中依据民间传说又有所发展、提高，成功地刻画了曹操诡谲多变、心狠手毒的思想性格。作品在曹操出场时就介绍了他幼年诬叔欺父的故事。他口是心非、诡计多端的恶劣行径，越到后来越是变本加厉。他投奔吕伯奢庄上，吕盛情接待，他却怀疑吕不怀好意，杀死吕家八口；后来发现杀错了，索性连吕伯奢也一并杀死，说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两句话正是曹操信奉的人生哲学。在同袁术作战，“相拒月余，粮食将尽”的时候，他命令仓官王垕用小斛散粮，然后以“ 官粮”的罪名，砍了王垕的头，来隐瞒军粮将尽的事实，稳定军心。他命令军士捕杀逃避敲冰拽船苦役的百姓，却又对“投首”的百姓说：“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为了防备有人暗中谋杀，他假托“梦中好杀人”，拔剑斩了替他盖被的近侍，又上床装睡。赤壁之战中，扬州刺史刘馥说他诗中有“不吉之言”，他“手起一槊，刺死刘馥”，事后却说是酒醉误会。在杀人之后，他又往往表示“极为悲痛”，进行“厚葬”，亲自“祭奠”，还要从优抚恤家属。曹操有一套收买人心、笼络部下的手段，利用伪善的面孔，掩盖他的罪恶企图与残暴行为。罗贯中也表现曹操的“雄才大略”，甚至用赞美的笔调，在与董卓、袁绍等人的对比中描写他的政治远见与政治气度。但主要的还是为了刻画曹操是个“奸雄”，在渲染他“雄才大略”的同时来表现他的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三国志演义》把曹操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形象描写得十分生动、丰富，表现出人民群众对奸险凶残的封建统治者的强烈憎恨。

同曹操相反，《三国志演义》对刘备无论在政治品质与道德品质上都加以美化。作品描写曹操对关羽是用 厚禄、金钱美女收买，刘备对关羽是推心置腹，同患难、共生死;曹操对徐庶是以囚禁其母来迫其归附，刘备对徐庶是因其母有难而送其离去；曹操对张松摆出一副傲慢姿态，耀武扬威，刘备对张松谦虚恭谨，相待以礼。曹操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刘备则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即使于己不利，刘备也不肯把“妨主”的卢马转送他人，不肯抛弃拖累行军的樊城十数万跟随他的百姓。因此，刘备得到了人们的拥戴。当吕布袭击沛城，刘备匹马逃难期间，“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新野的百姓称道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为了歌颂刘备，《三国志演义》还描写了刘备集团的内部关系。他们君明臣贤，互相信任、彼此了解、团结融洽的程度不但非曹操集团所能比，也远超过孙权集团。总之，《三国志演义》中的刘备是一位封建时代的理想仁君形象。

《三国志演义》对曹操的谴责和对刘备的歌颂，包含有封建正统观念，如指斥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强调刘备是“汉室宗亲”，可以名正言顺地即位“续大统”。这种观念与作品对黄巾起义的敌视态度，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不过《三国志演义》中拥刘反曹的倾向，主要的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在不能改变现存统治秩序的情况下，希望君主仁慈宽厚，而反对暴虐统治者。此外，同宋元时代民族矛盾中“人心思汉”的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然而刘备形象不及曹操形象那样有现实基础，因而显得单薄、苍白。

《三国志演义》从刘备众多的文臣武将中选取诸葛亮和关羽两个人物，着意加以刻画。

刘备对诸葛亮，自称“如鱼得水”，不仅言听计从，而且付托以军国大事。诸葛亮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身上有许多政治家的美德，而最显著特色则是他的足智多谋。他初出茅庐，第一次博望坡用兵，指挥几千人马杀退曹营十万大军，赢得关羽、张飞的敬佩。赤壁之战前后，作者特意让年轻有为的周瑜与他展开复杂微妙的斗争。周瑜才华横溢，精明干练，但嫉贤妒能，气量狭小。反之，诸葛亮却高瞻远瞩，沉着机警，料事如神。他巧妙地利用忠厚的鲁肃作掩护，避开了周瑜三番五次的陷害，同时又顾全了协力抗曹的大局，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赤壁之战的前台指挥者是周瑜，而从旁策划、真正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诸葛亮。诸葛亮活动后期的主要对手是曹魏方面的司马懿。司马懿老奸巨猾，见识手段比周瑜要高得多，诸葛亮早已看出他“深有谋略”。不过，比起诸葛亮来，他有时还是略逊一筹。诸葛亮不仅善于依据具体条件，事先作出周密的计划安排，而且在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下，能够随机应变，从容对敌，著名的“空城计”就是如此，以致司马懿都不得不承认“吾不如孔明也”。当然，作品表现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在有的描写中含有一些神化的倾向。

刘备集团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关羽。《三国志演义》描写刘备同关羽、张飞的关系，着重表现他们的“义”。关羽有武勇刚强的特点，但作品主要是颂扬他“义重如山”。刘、关、张“桃园结义”在古代产生过十分广泛的影响，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民群众朴素的互助团结精神与平等观念。清代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就站在封建主义立场指斥《三国志演义》描写刘、关、张“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为“最不可训”。本来在民间传说的三国故事中，刘、关、张都出身社会下层，是锄强扶弱、与人排难解纷的好汉。他们萍水相逢，意气投合，结为异姓兄弟，很重视江湖义气。《三国志演义》已削弱了这些民间色彩，关羽身上的草莽英雄的气质也被“深明《春秋》大义”的儒将风度所冲淡了，而在“义”中又突出了所谓“恩怨分明”，特别强调个人关系。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就是因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而把刘备集团的这个敌人放走。历来封建统治者有意提倡看重个人恩怨的“义”，把关羽推崇到了很高的地位。

《三国志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较高成就。它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它的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见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它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它最擅长于描写战争，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即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的较量上。它所描写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都表现了战争中优势与劣势可以互相转化，关键在于指挥人员是否明于知己，又明于知彼，以及有无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各次战争既有其特点，作品的写法也随之变化，或实写，或虚写，或正面写，或侧面写。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是战争的辅助手段，而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却由此表现得有张有弛，疾徐相间，具有旋律节奏，富于诗情画意。在人物塑造上，《三国志演义》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到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思想性格，并且注意略貌取神，不单纯追求细节的逼真。它往往借助人物自身的言行或通过周围环境来把人物的思想性格加以夸张渲染。曹操奸诈，一举一动都好像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处不带上天真而莽撞的色彩。鲁肃忠厚老实，考虑问题总是那么单纯善良。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是那么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威震长坂桥”等故事，都没有多少细腻的工笔描绘，只是通过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三国志演义》人物塑造的一个写法特点是人物的思想性格同人物的环境经历缺乏紧密的内在联系，往往人物一出场就定型化。论者也有认为这是该书缺点。但对这个问题研究者尚有不同看法。而且这些缺点并不影响《三国志演义》的巨大成就，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现存《三国志演义》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元年(1522)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它分24卷，240则，每则有一个七言标题，书前有弘治七年(1494)金华蒋大器(庸愚子)所作序。一般认为这是比较接近罗贯中原著的本子。此后新的刊本不断出现，卷数、回目、引用诗词及正文均有改动。明末有一种“李卓吾批点”的《三国志演义》，把 240则合并成 120回。据明钱希言《戏瑕》卷三记，这个批本是叶昼托李卓吾之名而行。清康熙时，毛纶、毛宗岗父子进一步修订《三国志演义》，在对曹操、刘备这两个主要人物上，毛本更加深了曹的奸恶和刘的仁德的刻画。此外，在回目、情节、文字各方面都作了加工润饰，并添上评语。这个修订本成为近代最通行的本子。

参考书目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北京，1957。

鲁迅:《我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3。

孔另境编：《我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1982。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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