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ongdai wenxue lilun piping
宋代的文学批评比起唐代来,又有了不少新的发展。它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论争更激烈,而且和时代的演变以及文学创作中的不同倾向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北宋的诗 新运动,给予文学批评以明显而深刻的影响。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戒、陆游、杨万里、戴复古、刘克庄等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继承唐代韩、柳古文和李、杜诗歌的优良传统,分别批判晚唐体、西崑体和江西诗派的文风和诗风,要求文学积极反映社会现实,关心国计民生,发挥教化作用。
文论宋代文论,主要特点是环绕对“道”的理解以及“道”与“文”关系的论争开展的。
宋初的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人针对当时片面取法晚唐、五代的华靡文风,提倡古文,推尊韩愈,要求文章阐述儒家之道,辅助教化,被称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他们的主张又有小异。柳开要学“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与文(《应责》),先学韩愈,后期又抛开韩愈,“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以为式”(《东郊野夫传》)。但他的散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王禹偁主张“文,传道而明心”,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赞美韩愈文的“必出于己”(《答张扶书》),成为后来欧阳修提倡古 新运动的先声。柳开、王禹偁后,杨亿、刘筠的西崑体兴起,愈加讲究辞藻、声律、对偶,讲究骈文。穆修专学韩愈、柳宗元,称“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唐柳先生集后序》)。石介稍后,著《尊韩》,要学韩愈,不提柳宗元。著《怪说》,强烈反对杨亿的西崑体。他们都主张学古圣贤之道。
欧阳修是北宋诗 新运动的领袖,他论文也强调明道尊韩。但他所讲的道,不同于柳开等人的古圣贤之道,也不同于王禹偁的“传道而明心”。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即从关心百事中求道。在道与文的关系上,他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同前)。但他又认为“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送徐无党南归序》),即其次要注意文辞之美。他又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基志》)。这就同柳开、石介坚决反对骈文的见解有所不同。
北宋后期的文论,主要有曾巩、王安石、苏轼等继承欧阳修的文论,加以发扬光大。曾巩的文论,关心史事,主张“畜道德而能文章”,要“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加上“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南齐书·目录序》)。对人物,要能辨别“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寄欧阳舍人书》)等。王安石同样强调文章要以适用为本,“文者务为有补于世”。他认为“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又认为“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上人书》)。他把文辞比做器物上的“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然容亦未可已也”(《上人书》),认为文辞也要讲究。他以“礼教治政”为文,比欧阳修的关心百事显得狭窄。
此外,道学家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发展到程颐的“作文害道”(《语录》)说。他们所讲的道,主要是关于身心性命的义理之学。他们由重道轻文,进而重道废文。
苏轼的文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主张文须“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文集序》)。他论文言“道”,在《日喻》中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强调只有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才能掌握事物的特征及规律。这就比欧阳修的关心百事更进一步,要从实践中去体认道了。他又高度重视文采、技巧,倡言辞达,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他赞赏的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又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结合苏轼从长期的体会中去认识道,这个认识要通过文辞来作出充分表达,这就象系风捕影了。正由于他在长期实践中对道有深切体会,所以他的文思象“万斛泉源”,这种文思的表达,又有“随物赋形”的特点。因此,苏轼的文论成为北宋后期最杰出的文论。他的散文创作也能够贯彻他的文论,有卓越的成就。
南宋的文论,有的强调道德与养气,胡铨说:“德,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德盛则其旨也必远,理也。”(《答谭思顺》)陆游论文,称“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傅给事外制集序》)。又把文采和道德品质结合,称“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上辛给事书》)。当时道学家朱熹继承周、程的观点,提出“文道合一”说,认为只要修道明理,文便“从道中流出”,不必舍此而求文(《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后来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纲目》,只从“明义理,切世用”着眼,不注意文章的艺术性,暴露了道学家文论的缺点。但道学家的文论影响不大,代表南宋的文论,还是胡铨、陆游等的文论。再象陈亮说“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书作论法后》)。他讲的“意与理胜”,反对道学家的空言性命与心性,认为它是“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运幹序》)。他论文要求讲求天下之实,理百事。叶適的文论,认为“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尽观而后自为之,故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法度总论一》)。所以他的散文比较切实明通。
总的看来,宋代文论的一个特点是:提倡平易通畅的文风。王禹偁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答张扶书》)。欧阳修的散文,苏洵称为“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容与闲易”(《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是平易流畅的。宋代文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散文的艺术性。象苏轼崇尚自然,提出要“随物赋形”(《文说》),讲求形象;又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使“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认为下笔前做到“胸有成竹”(《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才能达到内外一致、心手相应的境地。这样看来,宋代文论的成就,主要在北宋,南宋只是结合当时的需要作了一些发挥罢了。
诗论宋代的诗论,在北宋时与文论并茂。到了南宋,渐次发展,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领域。宋代的诗论,同诗歌创作流派与风格的盛衰消长,紧密呼应。
宋初诗歌,基本上沿袭晚唐、五代。王禹偁反对“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哀高锡》)。他论诗推崇白居易,但影响不大。稍后西崑体兴起,更加注重形式的华丽。石介批评他们“淫巧侈丽,浮华纂组”(《怪说中》)。梅尧臣论诗,提倡《诗经》和《楚辞》的传统,主张“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诗必须真正有感而作,用比兴手法来表达。他还提出作诗要“意新语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语)。在风格上,他提出“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平淡是用朴素的语言写出“意新语工”的诗来。欧阳修论诗,推重梅圣俞诗的“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感人之至”(《书梅圣俞稿后》),主张诗体雅正、风格变化和诗的感染力,他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主张(《梅圣俞诗集序》),又赞美“子美(苏舜钦)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梅尧臣)覃思精微,以深远闲谈为意”(《六一诗话》)。因此,他能领导北宋的诗歌革新运动,作出了贡献。王安石论诗重视政治内容,喜爱杜甫,对李白诗则有微辞。他在晚年提倡用事和对偶的工巧,有助于诗歌创作艺术技巧的提高。苏轼的诗论,既称“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又赞美“苏(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刘(桢)之自得,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又赞美“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能够赞赏各种风格。苏辙称他“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轼对诗歌的艺术规律作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等独创见解。黄庭坚论诗主张“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还要“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答洪驹父书》),即就作者所接触到的外界事物,进行陶冶,从中产生主旨和情味,再就古人的陈言加以熔铸,点铁成金,成为创作。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影响很大,形成了江西诗派。流弊所及,使一些诗人只注意“取古人之陈言”,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而忽略了他的“陶冶万物”,“有宗有趣”的主张,因此受到后人的批评反对。
南宋初期,苏黄诗体风靡一时,而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流弊日益显著,引起不少人的批评。反映在诗论上,首先是张戒,在他的《岁寒堂诗话》中,激烈地反对“子瞻(苏轼)以议论作诗,鲁直(黄庭坚)又专以补缀奇字”,反对“苏黄用事押韵之工”。他主张“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要求“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陆游早年受江西诗派影响,后来从生活与创作实践中深刻领悟到“工夫在诗外”(《示子遹》),提出“大巧谢雕琢”(《夜坐示桑甥十韵》)。杨万里最初也是取法江西诗派,以后逐渐摆脱束缚而自成一家。他感到“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雔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诚斋荆溪集序》),着重写生活中的感触。姜夔论诗也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后来“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具有比较完整的系统和纲领。严羽不满意苏黄以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风,猛烈抨击江西诗派。他力主“妙悟”,创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推崇汉魏盛唐诗,强调“咏吟性情”,“唯在兴趣”,以及笔力雄壮、气象浑厚、音调铿锵等,在探讨诗歌的艺术特征、辨别时代风貌和体制等方面都有精到的见解。然而他又把盛唐诗作为极限,把“熟参”古人作品当作“悟入”诗道的唯一途径。以禅喻诗是《沧浪诗话》的一大特点,严羽认为盛唐诗人的高明在于“妙语”,如“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与严羽大体同时,还有江湖派中杰出的诗人戴复古和刘克庄的诗论。戴复古作《论诗十绝》,反对模拟藻饰,崇尚独创精神和雄浑的诗风。刘克庄批评作诗“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竹溪诗序》),击中了宋诗的弊病,但他也肯定宋诗自有发展、创造之处。戴、刘诗论的影响虽不及严羽,但他们对江西诗派的批评,却比严羽更为激切。总的看来,北宋的诗论,从梅尧臣的“意新语工”,到欧阳修的“覃思精微”,到苏轼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都着眼在思理上。这跟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密切相关。南宋的诗论,主要是对江西诗派的争论,围绕着这一论争,诗论家们对于诗歌与政治、诗歌与生活、诗品与人品,以及诗歌的形象、意境、趣味、韵律等理论问题,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看法,从而丰富了古典诗歌的美学理论。
宋代产生了“轶事小说”体的“诗话”,是一新型的文学评论形式。第一部诗话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头即表明“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继它而起的司马光《续诗话》和刘攽的《中山诗话》,都是以“记事”为主,品评诗句,表达了一些对诗歌的理论见解。宋代的诗话失传了不少,从现存的40多种诗话来看,其“轶事小说”成分逐渐减少,而文学批评成分则相应地增多。北宋中叶以后的诗话,如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等也叙述遗闻轶事,但密切地联系着当时诗歌的实践,给诗歌写作以具体的指示,有了新的内容。到了南宋,出现了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和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三部诗话,已不再着重掌故的记述、用事造语的考释和寻章摘句的批评,而是发挥了对于诗歌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根本的意见。诗话在明清两代愈益发达,成为我国传统的诗歌评论的主要形式。此外,宋人还编诗话,把散见于各种书籍里的诗文评论和掌故搜罗在一起,象阮阅的《诗话总龟》、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都是比较流行的诗话汇编。
词论宋词虽存在着许多流派,但从总的说来,是以晏殊、欧阳修等人的婉约派和以苏轼、辛弃疾等的豪放派为主。这样分只是取便说明,不尽确切。象苏轼、辛弃疾都有写得宛转含蓄的词,象姜夔的词风格峭拔,跟婉约也有区别。这两派词作的风格不同,因而也产生了不同的词论。苏轼把文学革新的精神扩展到词的范围,他提出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与蔡景繁》),主张词要写得“句句警拔”,有“诗人之雄”(《答陈季常》),这就把词从“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风气中解放出来,从内容、形式、风格各方面,提高到与诗相同的地位。这种词体解放的追求与提倡具有冲决传统的意义。但他的改革,却受到一些正统词人的批评。他的门下陈师道和晁补之就不无微辞地说他的词“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不是当家语”(《复斋漫录》)。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词论》,对北宋词坛提出了总结性的意见,对前辈名家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满:“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批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晏(幾道)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她认为词“别是一家”,要讲音律、铺叙、典重、故实,还要高雅。她理想中的词,当指周邦彦的《 词》。到南宋,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新形势下,对苏辛词的评介,成为词论中的主要内容。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认为苏词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胡寅也在《题酒边词》中提出词应继承风、骚传统,并断言苏词的出现,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陆游驳斥了前人对苏词的责难,指出苏轼并非不懂音律,仅仅是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老学庵笔记》)。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指出辛词声闳意远,乃源于作者器大志高,蓄积深广,意气充沛。刘克庄更极力颂扬辛词“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稼轩集序》)。他批判雕琢纤艳的词风,指责“美成(周邦彦)颇偷古句”,同时也指出(陆)放翁、(辛)稼轩“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刘叔安感秋八词》)。
上述诸人的词论,围绕着对苏、辛二家的评价,反映出南宋词论的进步倾向。但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着重追求格律形式的词风也在发展。反映在词论上,张炎的《词源》独尊姜夔,以协律、雅正、清空和意趣高远为标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则独尊周邦彦。他论词提出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提倡绵密妍练的风格。他们两人的词论,代表了格律派词人的艺术观点。他们都很精通音律,在论词的格律以及技巧方面颇为精当,在使词论发展成为专门的词学方面,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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