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Kaoguxue jianshi

[外文]：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我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我国考古学的前身，留下许多可贵的研究成果。但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 古学，在我国却兴起较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和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潜入我国边疆地区活动。20年代后期，我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我国考古学的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我国，考古工作不能很好地进行，当时只有十来位掌握考古发掘技术的专门人才，作过大规模发掘的遗址很少，掌握的科学资料也很有限。我国成立以后，整个考古工作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古工作的队伍逐渐成长壮大，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以 为指导，同时注意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考古研究工作不断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不断深入，从而逐步建立起我国考古学的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趋于成熟。当时已有一些我国学者对他们的业绩十分注意， 曾在著作中加以介绍。 例如：1900年章太炎在《我国通史略例》中介绍西洋史学思想时提及，“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1901年梁先生在《我国史叙论》中，更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3期，并将我国古史传说与此比附。正当此时，1898年安阳小屯村再次发现有字甲骨，引起了王懿荣、刘鹗等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又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两项惊人发现，成了我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由于当时清王朝行将崩溃，帝国主义列强正加紧侵略和瓜分我国，考古遗迹得不到妥善的保护，更没有条件进行考古发掘。一些国家纷纷派遣考察队潜入我国边疆，以考古研究为名，有的旨在掠夺珍贵文物，有的测绘地图，刺探情报。他们以非科学方法进行调查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迹遭到破坏，造成我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最早来我国进行考古活动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鸟居龙藏就到被日军强占的旅大地区调查古代遗址，不久又去台湾活动。俄国学士院的Д.Α.克列缅茨 (1848～1914)，则于1898年率领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挖掘。1900年以后的十余年间，仅在新疆及邻近地区作过多次考察的就有英国的A.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德国的A.格林韦德尔(1856～1935)、A.von勒科克，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法国的伯希和， 俄国的П.К.科兹洛夫、C.Φ.奥尔登堡 (1863～1934)等等。被发掘的地点主要有：民丰尼雅遗址，罗布淖尔楼兰遗址，吐鲁番的高昌古城遗址、交河古城遗址和阿斯塔那墓群，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城址，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以及西夏到元代的黑城遗址。他们不仅窃取从这些遗址中采集的汉晋简牍、高昌文书、汉唐丝织品和其他珍贵文物，而且劫取了克孜尔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的精美壁画，斯坦因、伯希和、桔瑞超、奥尔登堡还从敦煌石窟骗取学术价值很高的大量写本文书。与此同时，鸟居龙藏在日俄战争之后，将其调查足迹从旅大和辽东半岛，逐渐扩展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大部地区。滨田耕作也在这个时侯，发掘旅顺刁家屯的汉莫。另外，日本的伊东忠太、关野贞和法国的E.┵.沙畹 (1865～1918)、色伽兰等人，又在内地一些省份，进行古代建筑、石窟寺和陵墓的考察。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在天津建立的北疆博物院，开展过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考古调查，在河套地区发现了萨拉乌苏遗址和水洞沟遗址。

从1920年前后开始，我国北洋 开始聘请外国学者或与外国学术单位合作进行考古工作。1918年，我国 聘任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与我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商定，共同进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采集工作，由瑞典方面提供经费、派遣专家，采集到的标本送瑞典研究后，分存瑞典博物馆和我国地质调查所两处。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人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采掘脊椎动物化石时，发现龙骨山遗址，后在瑞典整理所出动物化石，发现一枚人科动物的牙齿化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同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进行首次发掘，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随后，他又去甘肃、青海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将甘青地区的远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6期。

第一次由我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从美国学 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但这是一次国际合作性质的工作，由美国弗里尔美术馆与清华学校研究院共同进行，美方提供经费。这次发掘还不是由我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发掘的规模很小。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在1922年便成立考古学研究室，马衡被聘为室主任兼导师。马衡是一位金石学家，当时并不知道怎样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在田野考古方面仅1923年察看了孟津、新郑出土铜器的地点及洛阳汉魏城太学遗址。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设立考古学会。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当年在旅大地区共同发掘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不久我国学者陆续退出这一活动。也是在1927年，用我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去新疆进行考古工作。这次考察工作持续到1933年，活动经费由斯文赫定提供。

这段时间，金石学家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三人，对甲骨文的研究有开拓之功，成绩尤为卓著。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学组。同年10月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我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我国唯一具有近 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我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早在1927年，我国地质调查所便与美国主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开始了周口店的发掘。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见彩图）。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但周口店的人类化石研究，仍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合作进行的，标本由该院负责人保管，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标本被弄得下落不明。

这一时期进行考古工作最多的，还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仅殷墟一地就在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 46000多平方米（见彩图）。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侯，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进。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村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 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我国考古学和我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与此同时，历史语言研究所又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的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还在很多地方作过调查工作。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除于1930年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等单位合作，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过调查发掘外，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陕西渭河流域活动。其中徐炳昶领导进行的宝鸡斗鸡台附近的发掘，曾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后由苏秉琦将沟东区的周秦墓葬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且提出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该会又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响堂山石窟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查。另外，西湖博物馆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现并发掘良渚遗址。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各省、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华西大学的美国学者在四川广汉和西康道孚附近，先后进行考古调查，还有人进行六朝陵墓和古代窑址的考察。

1928年以前开始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及邻近地区的活动，持续进行到1933年。我国学者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遗址及麹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遗址。 较大的一项收获是， 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发掘分布很广的汉代烽燧遗址，获汉代简牍 1万余支。贝格曼又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退出东方考古学会之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继续单独进行调查发掘。九·一八事变前，该会主要在旅大地区活动，发掘了牧羊城遗址及南山里、营城子汉墓等。九·一八事变后，该会的活动扩大到东北其他地方，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及元上都遗址；同时，还有人以其他各种名义，发掘顾乡屯地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并调查辽代帝陵。日本侵占华北以后，原田淑人等又以该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名义，发掘邯郸赵王城和曲阜鲁灵光殿遗址。还有水野清一等于l937～1944年间，8次前往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实测，并在附近作过一些发掘。

期间，迁往内地的学术机关在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合作的方式进行田野工作，也有比较重要的收获。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后又分别与我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发掘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和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并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1944年，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在此以前，尹达曾于1937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对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内容和齐家文化年代问题提出过质疑。

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作过清理发掘，又曾收集景县封氏墓群出士的文物。在 统治地区，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

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不多，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其他地区和历史时期的工作开展较少，存在较多的年代缺环和地区空白，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是，终归开辟了自己的道路，mō索出一套适合我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1927)、《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1934)、《城子崖》（梁思永等，1934）、《良渚》(施更昕，1938)、《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1948）、《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1948)等著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我国考古学报》等刊物。尹达在延安期间，还用 主义观点分析考古资料，撰写了《我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生旅居日本时所著《卜辞通纂》(1933)、《殷契粹编》(1937)、《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2)，对甲骨学研究也有较大推进。

我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我国建国伊始，正当百废待兴的时候，人民 就颁发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随后，在中央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在我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承担配合基本建设的清理发掘任务。国家又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必须具备田野考古条件，经中央文化部会同我国科学院审查批准后，始得进行发掘工作。这样，便建立了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工作体制，为新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好了准备。

从1952年起，连续 4年由中央文化部、我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地文物单位参加考古工作的 300多名人员进行了短期业务培训。同时，又在北京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专门人才。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的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目前在全国高等学校中，除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已于1983年独立建系外，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也先后设立考古专业。各校历年共毕业考古专业的大学本科生1200多人。我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校的研究生院，又为各单位培养了一批考古专业的研究生。

1979年4月成立我国考古学会，是我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截至1984年底，该会已有个人会员700 多人，绝大多数是参加田野考古工作时间较长、业务水平相当于助理研究员和讲师以上的人员。在此期间，又相继成立了安徽、湖北、青海、吉林、黑龙江、江苏、河南、辽宁、湖南、山东、陕西、内蒙古、河北、山西14个省区的地方考古学会（或文物、博物馆学会），以及古文字、古陶瓷、古外销瓷、铜鼓、楚文化等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研究会。几年来，以这些学会和研究会为中心，开展了各种学术问题的讨论，促进了考古研究的发展。

35年来新我国考古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田野工作扩大到全国各地，基本消除了地域上的大片空白。通过一系列重要遗址和墓地的大规模发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50和60年代前期，工作量较大的田野考古工作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方，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的调查发掘为数并不太多。开始几年，为配合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往往由中央或行政大区的文物考古部门直接领导，调集各方面的人力协同进行调查发掘。后来，各地逐渐开展较多的田野工作，对遗址进行普查和试掘，清理不同历史时期的大量墓葬。我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则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

最近十多年来，各地进行的调查发掘仍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但学术目的性更加明确，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 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又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这十多年来进行的重要考古发掘项目，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

在此过程中我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早在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的进步。多年来，我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等。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这方面以年代测定取得的成绩较大。国际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被视为史前考古学中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我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65年底建成我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1972年开始公布年代数据。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单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各实验室已公布考古年代数据10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史前时期。放射性碳素断代已成为我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这便为建立各种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根据。在探寻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他几种断代方法， 例如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法断代、骨化石含氟量断代、铀系法断代等，都已陆续采用。

为了鉴别各种遗物的原料、成分、产地和制造工艺，除继续进行通常的化学分析及光谱分析、金相分析外，一些更为先进的测定方法，例如 X射线荧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X 射线衍射分析、穆斯堡尔谱分析、同位素质谱分析等，也已在我国考古学中应用。尤其是对于金属品、陶瓷器、玻璃器和纺织品，进行较多的分析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和种系属性的研究，基本上是这30多年开展起来的。对许多氏族公共墓地的人骨资料，都曾进行体质人类学的鉴定研究，目前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开始对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系分布问题提出一定的看法。通过对孢子花粉的分析考察古代的自然环境，鉴定作物标本的品种、动物骨骼的种属，探讨我国农业和家畜的起源，也有相当的进展。

30多年来，广大考古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详细占有新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开展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从而逐步建立起我国考古学的体系，使我国古代历史许多方面的研究得到很大的充实和改善。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全国除福建、新疆两地尚待探寻外，包括 、台湾在内的各个省、区，都已找到旧石器时代遗存，并且发现了年代早于北京人的元谋人和蓝田人，提早了我国考古学的年代上限。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从喜马拉雅山下至黑龙江畔，到处都有发现。各地发现的 200多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目前，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利用各种手段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传统的探索已有一定成果。西南和东北地区的工作进展较快，在长期空白的大西北也找到一些线索。

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多处，作过发掘的有 400多处。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又有一定的联系，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并且与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我国考古学上较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我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重要的帮助。在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遗构和稻作遗存尤为引人注目，表明那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从很早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

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例如，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被详细区分为不同类型，对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进行命名及类型划分，在黄河下游发现了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并对山东龙山文化试作类型分析，江汉地区发现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在太湖附近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并对良渚文化进行命名；同时，判明了各地区不同文化与类型的年代序列和发展关系。而对几处典型遗址和墓地进行的揭露，则为了解当时人们的生产水平、生活状况和社会形态，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资料。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东北至新疆的广大边远地区，虽然未能完全弄清当地原始文化的序列和相互关系，但已开始发掘代表性遗址，提出几种文化的命名问题，研究工作开始深入。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采的中华远古文化。

青铜铸造业出现和我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现有早期铜器标本的科学鉴定表明，我国至迟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比过去只知道殷墟铜器提早了好几百年。为探讨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灿烂的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连接起来。从1959年起，在同传说中夏人活动关系密切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围绕夏文化问题开展了较多的调查发掘，又对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分期和划分类型的工作。目前虽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研究工作已进一步深入。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一带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积达 200万平方米，城内又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很可能是汤都西毫。这座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对夏文化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商殷时代的考古研究，过去主要限于商代后期和殷墟一地。现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同时，扩大了对商人活动范围的认识，北起长城内外，南至长江中游，都曾发现商殷时期的遗迹或遗物。其中较重要的有：黄陂盘龙城遗址、清江吴城遗址、藁城台西遗址、铜山丘湾社祀遗址、益都苏埠屯商墓，以及辽宁喀左、山西石楼、陕西城固、湖南宁乡等地接连出土的铜器。对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都已进行详细的文化分期，又分别发掘宫殿基址、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贵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还出土4000多片刻辞甲骨。对整个商殷时期的文化发展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居住在台湾省的考古学者整理过去殷墟发掘的资料，系统研究所出青铜器等重要遗物，也有很大的成绩。

西周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30多年发展起来的。50年代通过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70年代以来，在周原遗址先后发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发现铜器窖藏。其他地方的重要发掘则有：洛阳东郊的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的燕国早期贵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铜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确的长篇铭文，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是我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的实证材料。现已从考古学上明确，我国至迟在公元前 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是生铁铸件和块炼铁锻件同时出现。战国时期钢铁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以块炼铁为原料的渗碳钢制品。集中代表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列国都城，几乎都曾作过勘察工作，对其布局情况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各地发掘的几千座东周墓葬，是研究当时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礼制变化情况的宝贵资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蜡法”青铜铸件，曾侯乙墓保存完好的整架编钟、编磐和其他乐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锦绣衣物，突出地反映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铜器铭文和竹简、盟书的大量文字资料，既对文献记载有重要的补充，又使我国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3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延伸到明代。“古不考三代以下”的状况早已改变。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面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他重要建筑遗迹作过大规模发掘。最近，又对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邺城遗址进行全面勘察，并着手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工作。还对三国时代孙吴的武昌城、六朝的建康城、北魏的平城及北宋汴梁城等遗址，作过一些实地考察。考古资料足以说明我国都城建制的演变轮廓，其中包括平面布局、宫城位置、主干大道和里坊制度等，发展变化的规律非常明显。此外，对历代的地方城市也曾进行一定的考察。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陵墓制度，是历史考古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和杜陵门址、寝殿的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通过这些工作，大体明确了陵园平面布局的变化情况。各地发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数以万计，积累资料较多的地区都已分别进行了各代墓葬的编年研究。其中，既有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大葆台汉墓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样的高级贵族大墓，又有各级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详细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各地墓葬所出数千方墓志，又对文献记载中的史实有许多补正。

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的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我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积累资料较多、取得较好成绩的还有丝织品、度量衡器、漆器、玻璃器等项研究。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取得很多重要的收获。例如，东北地区的东胡等族遗存，高句丽、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等族遗存；新疆的汉代西域诸国和高昌、突厥等族遗存；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夷系统青铜文化及南诏、大理遗迹； 的吐蕃和古格王国遗迹，等等。另外，又对额济纳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内蒙古等地区的秦汉长城遗址、新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东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遗迹重新进行一定规模的勘察或发掘。这一系列工作，为研究各地古代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阐明广大边疆和内地悠久的历史关系，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

中外关系方面的考古研究也备受重视。对同“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发现，主要是波斯萨珊朝银币、金银器、织锦和东罗马金币、玻璃器等文物，都曾作过详细的考察。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开展，除在宁波、泉州两地发掘宋代沉没的海船外，着重进行古外销瓷问题的专门研究。

作为考古学重要分支的铭刻学，以及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历代石刻和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代的发现。这方面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考古学紧密地结合，在全面整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最近30多年来编辑出版的我国考古学书刊，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历年出版的重要考古报告，内容多属较新发掘资料。重要者史前时期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1958)、《匼河》(1962)、《西安半坡》(1963)、《庙底沟与三里桥》（1959）、《京山屈家岭》(1965)、《大汶口》(1974)、《元君庙仰韶墓地》(1983)、《宝鸡北首岭》(1983)、《青海柳湾》(1984)等；商周时期有《辉县发掘报告》(1956)、《长沙发掘报告》(1957)、《郑州二里冈》（1959）、《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上村岭虢国墓地》(1959)、《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1962)、《殷虚妇好墓》(1980)、《曲阜鲁国故城》(1982)、《江陵雨台山楚墓》(1984)等；秦汉时期有《云梦睡虎地秦墓》（1981）、《洛阳烧沟汉墓》(1959)、《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4)、《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80)、《广州汉墓》(1981)、《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1956)、《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1959）、《三门峡漕运遗迹》(1959)、《巩县铁生沟》（1962）等；唐宋时期有《唐长安大明宫》(1959)、《西安郊区隋唐墓》(1966)、《南唐二陵发掘报告》(1957)、《白沙宋墓》(1957)、《陕西铜川耀州窑》(1965)等。我国成立以前的发掘材料，整理出版的有《浚县辛衬》（1964）、《山彪镇与琉璃阁》(1959)、《吐鲁番考古记》(1958)、《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唐长安城郊隋唐墓》(1980)等。过去发掘的安阳小屯殷墟建筑遗存、侯家庄西北冈商代陵墓，以及殷墟所出陶器和青铜器，则在台湾省陆续出版报告。

新近出土和旧日传世的各种考古资料的重要集录，多属古代铭刻方面。甲骨文、青铜器和其他古文字方面有《小屯南地甲骨》(1980)、《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1979起)、《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1981起)、《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侯马盟书》(1976)、《古玺汇编》(1981)等；简牍和写本文书有《睡虎地秦墓竹简》(1977)、《银雀山汉墓竹简》（1975）、《武威汉简》(1963)、《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马王堆汉墓帛书》（1974起）、《吐鲁番出土文书》(1981起)等；历代碑刻有《汉石经集存》(1957)、《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56)、《千唐斋藏志》(1984)等。又有汉唐壁画、画像石、唐三彩、铜镜、瓷器、度量衡器和石窟寺等方面的资料集录。集成性大型资料汇编的编辑出版方面，《甲骨文合集》13册图版已全部出齐(1978～1983)，《殷周金文集成》和《我国石窟》也已开始出书。

考古学家个人的重要论著，论文集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1959)、尹达《我国新石器时代》(1955)、夏鼐 《考古学论文集》（1961）及 《考古学和科技史》(1979)、《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1984)、《贾兰坡旧石器时 古论文选》（1984）、安志敏《我国新石器时代论集》（1982）、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0)、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1979)、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1959)等；专著有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1979)、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王仲殊《汉 古学概说》（198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6)及《汉简缀述》(1980)、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1981)等。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我国的考古收获》 （1961）和 《新我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二书，以及文物编辑委员会汇编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都对我国成立以来的我国考古学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全面总结。

考古学刊物的出版，历史较久的《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合计已出刊 600期以上，70年代以来又先后创办了《文物资料丛刊》、《考古学集刊》、《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史前研究》等刊物，并出版了《我国考古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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