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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理论批评

[拼音]:Mingdai wenxue lilun piping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新旧势力斗争加剧的时期。资本萌芽兴起,市民阶层壮大,叛逆思想抬头,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与此相适应,文学理论上出现了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和戏曲、小说理论的繁荣。这两方面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构成了明代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前期和中期文学理论

明代前期,洪武至天顺近百年间,生产缓慢恢复,社会生活较为平静,哲学上承朱熹,文学理论则基本承续元代格局,成就不大,且已 复古端倪。宋濂接郝经、刘将孙余绪,熔道学家、古文家观点于传统儒家文论,倡天道、事功、文章 ,主师古而不师心、师其意不师其辞。高棅沿着戴表元、杨士弘道路,发展严羽“以盛唐为法”之说,撰《唐诗品汇》,尊盛唐品格。戏曲、小说论著尚属寥寥,仅朱权《太和正音谱》较为重要。这是现存最早的杂剧曲谱,也是当时官方戏曲主张的体现。它重教化,倡“颂太平之盛”、“致人心之和”;重声律,认为“虽字有舛讹,不伤于音律者,不为害也”;同时抬高“鸿儒硕士”,贬抑俳优。

明中叶,成化至嘉靖百余年间,朝政已见腐朽,地主阶级开明派要求革除弊政,振兴国家。与此相关,文坛上掀起批判台阁体浮靡文风、提倡汉魏盛唐格调的复古思潮。茶陵派首领李东阳于《怀麓堂诗话》中以古律的体格、时代的音调论诗,首倡格调说。前七子继起,李梦阳力主以古代雄健高华的格调为法,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六朝与宋以下不取;何景明又以“领会神情”、“不倣形迹”为补正。后七子延展何景明理论,使复古主义更趋圆活完善:谢榛《四溟诗话》提出广采初、盛唐诸大家之“花”,酿成自己之“蜜”,“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再演为运以才思而入于格调、“师匠宜高”而“捃拾宜博”等一套观点。通观前、后七子之说,旨在倡导学 各种诗体极盛时期的高格,以振兴正统封建文学。但另一方面,随着资本萌芽的出现,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市民文艺的活跃,文学理论上也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倾向。就在前、后七子之间,有唐宋派提倡“直写胸臆”、“委曲详尽”的唐宋古文。李开先宣传“直出肺肝”的“市井艳词”,他们都对复古思潮有所冲击。即使是前后七子本身,也有人对民歌、戏曲、小说表示欣赏,李梦阳还有“今真诗乃在民间”的说法。戏曲、小说论著亦渐增多。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的论曲部分,后人辑为《曲论》,重本色,说填词应如“寻常说话”;但更重声律,提倡“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论曲部分,后人辑为《曲藻》,要求“俾风教”,更要求事藻绘,提倡有“大学问”、有“琢句之工、使事之美”。小说论著方面有数篇序文比较重要,其中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是第一篇长篇通俗小说专论,肯定语言通俗,强 化功能。这些论著促进了戏曲、小说理论的发展,但所持观点又多与整体上的文学复古思潮相通。总的来说,明代中叶既是复古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又是趋新倾向产生的时期。

后期文学理论

明后期,隆庆至万历50余年间,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掀起多次反抗朝廷矿监、税使的 ,为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哲学上从王阳明心学中分化出“非复名教所能羁络”(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泰州学派。文学理论上则出现了反复古主义思潮高涨与戏曲、小说理论兴盛的局面。反复古的先驱者徐渭,在后七子势盛之际,即已向复古思潮宣战。稍后,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相继而起,革新主张声势大振。反复古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观点,一是呼吁打破传统思想与格调的束缚,实行创作自由。李贽是持此种观点的最激进者,他提出“童心说”,认为“天下至文”都出自不夹杂任何传统观念的童心,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汤显祖强调“情有者,理必无”,指责当世“灭才情而尊吏法”。袁宏道倡“性灵说”,创 ,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二是要求文学同时代一道前进,发展“今日之文”。徐渭指出:古代的《康衢》已变为今日里中的优唱,古代的《》已变为今日里唱的宾白;李贽宣称:“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变而为六朝、为近体、为传奇、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袁宏道则进而建立起一套我国古代较彻底又较系统的文学发展论,认为“ 物态”、“乡语方言”都在不断变化,以语言反映世事的文学也不能不因之而变化;有识之士当主动“隄其而通其所必变”;每一时代的文学都需以自己的时代特征获得文学史上的地位,“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故当代之文应“宁今宁俗”而不傍古人。三是提倡愤世骇俗之作,倾向浪漫主义。徐渭以“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为“兴观群怨之品”。李贽称“世之真能文者”,皆“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乃至“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汤显祖则进而提出了更全面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他不仅认为文学应表达“奇迫怪窘”、“不可一世”的“至情”,而且认为这种“至情”的表达需“上下天地、来去古今”的神思与“奇僻荒诞”、“可喜可愕”的事物,并提出“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反复古主义文学思潮的这些观点,具有同正统封建文学观念对立的性质。

反复古思潮的理论家,同时又都高度重视戏曲、小说、市井民歌等新兴文学。袁宏道以“《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来称赞《水浒传》,认为明代仅有《擘破玉》、《打枣竿》(又名《打草竿》)之类民歌可以传世。而徐渭、汤显祖与李贽,更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戏曲与小说理论家。徐渭《南词叙录》是第一部论南戏的专著。此书坚决维护南戏“即村坊小曲而为之”的本色,反对“文而晦”的藻绘风气,主张“歌之使奴、童、女人皆喻”;反对拘守宫调,主张使“畸农市女顺口可歌”。并就曲词创作发表了“文既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种妙处,要在人领解妙悟未可言传”的见解。汤显祖也强调曲词当“以意趣神色为主”,对“按字摹声”的做法多有批判。他在戏剧艺术基本特征与情节结构等理论问题上更有开创性见解,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提出,戏剧能够“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把经过加工提炼的社会生活再现于舞台。在《红梅记》等戏的评语中又指出,情节设计须符合生活情理;剧情既要富于曲折变化,又不可“略于细荀斗接处”,至使观众不解;次要情节的安排,“妙于串插结构,便不觉文法沓拖”。汤显祖对“按字摹声”的批判,主要针对同时的沈璟而发。沈璟在《词隐先生论曲》中发展何良俊的理论,以“合律依腔”为“词宗宝藏”;又有“读之不成句,而讴之使叶,是为曲中之巧”的说法。汤、沈各有拥护者,遂演为后人所称临川派与吴 之争,有力地推动了戏曲理论的发展。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认为《水浒》是对“大贤处下,不肖处上”不合理现象的发愤之作,说一百八人“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虽有封建思想局限,却充分肯定了《水浒》的社会意义和梁山起义的正义性。他曾热情评点戏曲、小说,尤以《水浒》评点最负盛名。但现存署“李卓吾”评点的《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人多疑为伪作。这一时期戏曲、小说理论的主流,同文学理论整体上的反复古思潮完全一致。

明末文学理论

明末天启至崇祯间约20余年,内地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满族 入侵的威胁,也愈益严重。东林、复社倡导“复兴古学”,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趋于衰落。文学理论上也发生了正统儒家观点上升、反复古思潮下降的变化。

此时期诗文理论无重大建树。继 而起的竟陵派虽有矫公安末流俚易之弊的可取之处,但以“幽情学绪”、“孤怀孤诣”为真性灵,重弹“以古人为归”,实际是对社会现实的偏离与向复古思潮的倒退。以陈子龙为代表的爱国文人虽“忧时托志”,发愤为文,但又倡“文以范古为贵”,重蹈前后七子的覆辙。戏曲、小说理论则呈方兴未艾之势,并达到 ,但其内容则已变为在强调封建教化前提下探讨艺术技巧。

万历后期起,戏曲论著大增。虽倾向各异,但多折衷之谈,对王世贞、何良俊、沈璟、徐渭与汤显祖诸家各有取舍褒贬。其中吕天成《曲品》、王骥德《曲律》与臧懋循等,略偏于何、沈;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与沈德符等,略偏于徐、汤;凌濛初《谭曲杂劄》、张琦《衡曲麈谭》与徐复祚等,对徐、汤虽有批评,但主旨是批判王世贞、何良俊、沈璟之论。其中理论贡献较大者是王骥德,其次是凌濛初。王骥德的《曲律》是明代规模较大、系统性强的戏曲论著。基本思想是提倡“关风化”,既“守音律”又“尚意趣”,既“用本色”又“用文调”。对结构、宾白、科诨等问题颇有精辟见解:提出“审轻重”,“紧要处须重著精神,极力发挥使透”,“若无紧要处,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厌憎”;宾白之难“不下于曲”,须“令情意宛转,音调铿锵,虽不是曲,却要美听”;“插科打诨须作得极巧,又下得恰好”,“若略涉安排勉强,使人肌上生粟,不如安静过去”。《曲律》对清初李渔的戏曲理论有明显影响。凌濛初的《谭曲杂劄》说沈璟“审于律而短于才”,而实不过以“鄙俚可笑”、“生硬雉率”的语言冒充本色,以生编硬造、破绽百出的情节眩上眼目,指出王世贞之论是七子思潮在戏曲上的表现,均有见识。

小说序文、评点也自万历后期起渐渐增多,冯梦龙、叶昼为明末最重要的小说理论家。冯梦龙“三言”的三篇序文,虽署名各异,都属自撰。《喻世明言序》恰当地概括了我国古代的小说发展史,《警世通言序》就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的著名观点,《醒世恒言序》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意义。署李卓吾的《水浒》百回本评点,据考乃叶昼所作。评中正确说明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说“《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评中着重分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说书中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又富于典型性,“说 便像个 ,说烈汉便像个烈汉”。叶昼是第一个自觉地研究人物形象塑造的小说理论家,他的小说理论代表了明代的较高水平,是金人瑞小说理论的先驱。冯梦龙、叶昼之外,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序》、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序》等强调反映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人情世态”,亦有重要意义。

明代文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观点,特别是反抗正统封建文学观念的激进与猛烈,小说、戏曲理论的发展与繁荣,更是前所未有的。但多偏激之词与门户之争,立论未尽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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