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ongzhou ducheng yizhi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由于政治上列国分立，军事上兼并战争频繁，尤其是春秋史晚期铁器出现而发生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的分离，引起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城市在各地勃兴。东周城市，尤其是列国都城如临淄齐城、新郑古城、江陵郢都等，表现了人口、生产、财富、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规模扩大，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这些城市的遗址的勘察与研究已成为商周考古的重点之一。

1929～1930年，我国学者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是对东周城市野外考古的发端。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学者又调查和发掘过山东的曲阜鲁城、滕县薛城和河北邯郸赵王城。我国成立以来，各地发现的东周古城数以百计，列国都城大都已被找到。进行过勘察和发掘的主要有：山东淄博临淄齐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河北邯郸赵城遗址，易县燕下都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洛阳东周城遗址，湖北江陵楚纪南城遗址，陕西凤翔雍城遗址、临潼秦栎阳城址和咸阳秦咸阳城址等。此外山西太原的赵国晋阳城址和夏县的禹王城(魏国安邑)、河南淮阳的楚国陈城遗址、河北平山的中山国都灵寿城址等，也都经过调查。已有的工作，主要是了解列国都城的城郭范围、城门及街道的位置、宫殿及手工业区的分布、营建和使用时间等，大规模的发掘还有待以后进行。

东周一般城市的面积，小者不到 1平方公里，大则数平方公里。列国都城的面积，一般在20平方公里左右，小的秦栎阳城为 4平方公里，鲁故城也只有10平方公里，燕下都则达30多平方公里。临淄在战国中期齐宣王时，面积2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30～40万。如果去掉1/5左右的宫殿区，则拥挤程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2万人左右，无怪乎《战国策·齐策》描绘街道上的情况是“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用水问题，列国都城几乎都建在傍水的冲积扇上。如临淄东靠淄河，西有系水（今泥河）；鲁故城在泗河和小沂河中间；晋新田故城左依汾河；郑韩故城东依黄水，又有双洎河在城内南部通过;洛阳东周王城在谷水（今涧河）入洛河一带；雍城位于雍水北岸;栎阳位于石川河南岸;咸阳则紧傍渭河北岸。此外，还大量开凿水井，各国都城内均发现密集的水井遗迹。开凿这样多的水井，大概与普遍使用铁器有关。

列国都城都分为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当时把宫城叫城，居住百姓的城圈叫郭。宫城都设在全城的较高处。城郭的布局主要有4种：

（1）如曲阜鲁故城。宫城基本包在郭城中心。郭城四面各有2或3个城门，有道路绕过宫城而互相连通。这比较符合《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记的：“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之制。

（2）如新田、临淄、郑韩故城、邯郸赵城等。宫城与郭城分开。宫城或嵌入郭城一角，如临淄、郑韩故城；或单独成城，如新田、邯郸；有的在城外郊区又有离宫别馆，如临淄。

（3）如燕下都。宫城设在郭城以北，宫殿区超出宫城城垣范围，而以河道与居民区隔开。此外，还在宫城和郭城的旁边加设附郭城。

（4）如郢都纪南城。宫城位于郭城中央偏南，宫城以东的郭城东南隅，可能是王室的专用地。魏的安邑似接近第一种，秦的雍城似接近第二种，咸阳似接近第三种，但尚未完全勘察清楚。无论哪一种，宫城范围一般都占郭城面积的1/5以上。

按照《周礼》的记载，主要宫殿之前，左有宗庙，右有祭祀地母的社坛；而在郭城内，又有由官府管理的商业区──市。郭城内百姓的居住区，以里为基本管理单位。里皆有围墙，门口设里监门管理。象临淄那种官署靠宫城，工商业者住在市的旁边，农民住在城外郭城城垣附近的情况，可能是很普遍的。

宫城和郭城内都有手工业作坊。一般有制铁、制铜、铸钱、制骨、玉石器、制陶等作坊。制铁和制铜，是用矿区运来的铁锭和铜锭铸造成器的。宫城内的作坊，当为各国公室直接管辖；而郭城内的作坊，有的可能是地方官府办的，有的则是战国时正在迅速发展的私人手工业。

据纪南城西垣北门的发掘，城门有3个门道，因此连接城门的街道也应三道并列。纪南城南垣西门和北垣东门为水门，中有河道直通，可知在南方水网地区，城内并以河流充道路。

各城城垣外皆有城壕。城内则有全城性的排水设施。一种是阳沟，如临淄郭城内就有贯通南北的排水沟;一种是阴沟，用陶管道排水。陶质排水管道多为一头粗、一头较细的圆筒形，以便连接。秦咸阳则发现有五角形陶管道。在临淄郭城西北城角，还发现城垣底部修建有很大的石砌涵道。

黄河流域列国的一般宫殿台基较矮，但主要宫殿都建在高达数米至十多米的高大夯土台基上。如侯马新田遗址北部的平望古城内，就有这种台基；邯郸赵王城3个宫城内外，总共有龙台等11个夯土台基；燕下都则有武阳台、老姆台等7个夯土台基;郑韩故城的宫城内有梳妆台；临淄的宫城内有桓公台；秦咸阳北部的宫殿区，亦多夯土台基。据《左传·昭公七年》和《国语·楚语上》记载，前 535年楚灵王曾筑高大的章华台，但纪南城内所见春秋晚期到战国的宫殿遗址的夯土台基都只有1～2米高，可见在长江流域，高大台基实际上并不发达。把主要宫殿建在高台上，既可表 严，又便于防守和监视全城，也说明当时已具备了使用铁器和以大量刑徒、兵卒为劳动力等条件。

列国都城的城内或城外分布有陵墓区。秦定都雍城时期（前677～前385）的陵墓区，是在城西南的南指挥村一带；临淄郭城东北隅的河崖头一带，曾发掘到春秋晚期姜齐的诸侯墓；郑韩故城宫城南部的李家楼，1923年曾挖出春秋中期偏晚的郑伯大墓。到战国时，田齐的王陵已迁至临淄城南的牛山一带；建都邯郸时期（前386～前222）的赵王陵，远在邯郸市与永年县的交界处；建都纪南城时期的楚王陵墓，大概在城西北八岭山至沮漳河沿岸；战国晚期的秦王陵，亦远离咸阳而在渭河南岸。春秋时期诸侯的陵墓同前代一样，比较集中，并放在城里，当同实行按宗法关系和“左昭右穆”制度来集中埋葬诸侯的“公墓”制有关。战国时陵墓区远离都城，各陵墓的分布范围也远为扩大，这应同“公墓”制的破坏有关。但战国时东周君的陵墓区还在洛阳城内的东北隅。西周君的陵墓区也在王城之内的北部。燕下都东城的西北隅亦有虚粮冢和九女台两个陵墓区，大概在那里还保留着旧的“公墓”制。

参考书目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我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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