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ingdai xiaoshuo

明代小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才充分显示出它的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地位，在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地位。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 以后，吸取了元统治者覆亡的历史教训，在明初采取了恢复发展生产、使人民休养生息的方针。历百年左右，出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局面。中叶以后，工商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他们的生活和思想要求在文学中得到反映，因而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便受到他们的欢迎而得到发展的机会。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说：“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事，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文妇，尤所酷好。”反映了当时小说的读者群主要在市民阶层。

明代小说，是在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称为“拟话本”，就是直接摹拟学 宋元话本的产物；长篇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亦多由宋元说话中的讲史、说经演化发展而来。嘉靖以后，文人独立创作的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如《 》，亦取资于讲唱文学的写作经验。

由于宋元以来通俗小说创作的实践，显示了这一文学形式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因而受到明中叶以后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的重视，在理论上给予高度的评价，阐明其社会的和文学的价值，为小说争得了文学地位。如李贽就将《西厢》、《水浒》与秦汉文、六朝诗相提并论，同称为“古今至文”；袁宏道称《水浒》和《 》为“逸曲”。而《古今小说》绿天馆主人序更指出话本小说比儒家的经典《孝经》和《论语》具有更强烈的感人力量。

明代印刷术的进步，刻书业的发展，也为小说创作的刊行流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促进小说创作的繁荣。

从明初到嘉靖年间，以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成书于嘉靖年间的《西游记》为代表，标志着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由宋元时代初具规模的讲史和说经话本，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在长期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写定，是集体创造的成果。它们都继承了话本的思想艺术传统而又有较大的突破。在短篇小说方面，这个时期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馀话》等文言小说，专事模仿唐宋传奇，成就不高，比较沉寂。从嘉靖以后到明末，出现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长篇小说，一方面是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的影响下，从丰富的史籍、民间传说和艺人讲说中吸取素材和营养，继续出现不少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另一方面，则出现了由文人作家独立创作、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描写也更趋于细致的《 》。这就使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突破了依附于历史或神怪的窠臼，而有了新的发展。短篇小说也出现了许多由文人创作而 人们案头阅读的拟话本，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貌上，比之宋元时期供讲唱的话本小说，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色。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性质与思想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类：

（1）讲史小说。这类小说有两种发展倾向，形成两种形式。一种讲史小说的形式是历史演义。这是在宋元人说话中讲史一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历史演义，就是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再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以《三国志演义》为代表。所谓“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大体上能反映出这类小说的面貌。《三国志演义》原题《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著。从现存元刊讲史话本《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看，平话为《三国志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基础。罗贯中参酌正史，又广采民间传说，完成了这部宏篇巨制。小说描写了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始末，但它所概括的却是长时期封建社会生活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生活，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三国志演义》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反动本质。《三国志演义》以描写军事斗争为主，同时又穿插结合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它通过鲜明生动的生活场景所概括的斗争经验，可供后人借鉴。《三国志演义》表现出鲜明的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反映了较为复杂的思想内容，其中包括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封建正统思想，儒家“天下归仁”的思想，以及宋元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意识等。《三国志演义》善于在矛盾斗争中塑造人物，创造了像曹操、关羽、诸葛亮、张飞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三国志演义》又长于描写战争。既有宏伟壮阔的场面，又有人物活动的生动刻画。虚实配合，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数量不少。差不多从远古传说的虞夏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者如《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但大多模仿《三国志演义》而思想艺术不高。鲁迅批评说:“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我国小说史略》)另一种讲史小说的形式是英雄传奇。这一形式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亦取材于史事，但与历史演义小说不同，不拘牵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以描写英雄人物为主，即鲁迅所称“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以《水浒传》为代表。《水浒传》或题施耐庵著，或题施耐庵、罗贯中合著，是一部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宋江起义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但史载不详。《水浒传》在宋元讲史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增饰敷演，虚构成分比《三国志演义》为多。例如梁山泊108位义军首领中，只有极少数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大部分出于艺术的虚构。产生于宋元时期的《大宋宣和遗事》，保存了当时讲史话本中水浒故事的原始面貌，虽极粗糙，然已初具规模。宋时说话的小说一类中，有专说梁山英雄人物的题目保存下来，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水浒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由文人作者加工写定成书的。《水浒传》描写了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从发生、发展到受招安、溃灭的全过程，作者以极其鲜明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热烈地歌颂英雄的高贵品质和反抗精神，真实地揭示了“ ”是农民起义发生的重要社会根源。但是小说在描写了梁山英雄大聚义以后，又写了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直至之后覆亡的悲剧结局，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矛盾。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忠君观念，对《水浒传》有明显的影响。它的批判矛头虽然触及到整个黑暗的封建统治网，但鞭挞的对象却主要是贪官和蒙蔽皇帝的奸贼。但悲剧的结局仍然体现出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奸险残酷罪恶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水浒传》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许多英雄人物不仅个性鲜明，令人喜爱，而且在性格与环境的结合上，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和转变，完成了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典型创造。《水浒传》中的正面人物，充满了英雄主义的理想色彩，表明了人物创造的典型化过程，始终没有离开理想的烛照。这跟水浒故事在人民群众中长期流传分不开，这一特点表现了生活在黑暗社会中的人民群众对斗争的信心。明代还产生了不少英雄传奇作品，思想艺术成就均高出于同期产生的历史演义小说。所写大多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内容则主要采自民间传说，着重于英雄事迹的描述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较有影响者为万历间熊大木著的《北宋志传》，内容演述宋初杨家将抵抗契丹的故事，塑造了众多的女性英雄形象，其中尤以英姿飒爽的穆桂英为人所喜爱。熊大木还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描写岳飞故事，郭勋的《皇明英烈传》(一题《云合奇踪》)演明代开国史事而着意于宣扬郭氏祖宗郭英之功业，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写乱世英雄秦琼等，都在一个时期内对民间有一定的影响。

（2）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显然受到宗教的不同程度影响。尤其在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者一面穷奢极欲，一面求仙访道，信奉佛教，企求长生不老。世宗崇信佛道，方士李孜、佛徒继晓，都以方伎杂流猎取 。社会上谈妖说怪之风盛极一时，影响及于小说创作。其中的优秀之作，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如《西游记》。《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作者吴承恩从小爱好奇闻异事，创作时融进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与认识。虽然写的是神魔故事，但其意“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禹鼎志〉序》)。《西游记》的历史依据是唐玄宗时僧人玄奘去天竺取经的故事，但在《西游记》中，主人公已经由佛 唐僧变成了充满反抗精神的神话英雄孙悟空。孙悟空的形象，是人民群众敢于跟恶势力作斗争、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对事业充满信心等优秀品质的艺术概括，也寄托了人民战胜社会邪恶势力和自然力的美好理想。神魔世界的种种矛盾斗争是人间生活的折射，其间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种种黑暗现象的不满和抨击。《西游记》充满大胆奇异的幻想，情节生动惊险，引人入胜;语言诙谐，机趣横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明中叶以后产生的神魔小说还有《封神演义》。据明舒载阳刊本题为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一说为道士陆长庚所著。小说以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为线索，穿插许多神仙妖怪的斗法情节。对纣王 暴虐的描写，有一定暴露现实的意义，但全书宣扬宗教迷信，鼓吹神权思想。艺术上除“哪吒闹海”等情节写得比较精彩，人物形象也比较生动外，其他部分显得比较平庸。《平妖传》亦颇涉神怪，内容是描写 北宋时期王则夫妇领导的农民起义。此外，还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等。《西游补》于奇幻恍惚的情节中，处处对现实投以讽刺，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抨击尤为痛快淋漓。

（3）世情小说。这类小说以社会现实为题材，多写家庭生活，且“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鲁迅《我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 》为代表。《 》作者不详，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刊“词话”本署兰陵笑笑生著。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对明代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 腐朽，作了真实细腻的刻画。人物众多，反映了当时城镇生活的广阔画面，不少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书中反映地主官僚阶级 放纵的生活，颇多秽亵描写，不堪入目。《 》开始摆脱历史故事对小说创作的束缚，转向现实题材，对平常生活作细致的描写，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后，世情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传为与《 》同出一手的《玉娇丽》(已佚)及成书于明末的西周生著的《醒世姻缘传》等。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私订终身，然后经过一段曲折，以大团圆的喜剧结束。思想艺术大都极平庸低下。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平山冷燕》等属于这一类。

（4）公案小说。明末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这是明后期社会 、政治黑暗的产物。较著名的有李春芳著《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无名氏著《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及余象斗著《皇明诸司公案传》等，歌颂了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海瑞、况钟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这类小说一般都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而人物形象则大多缺少个性，艺术上比较粗糙，且多夹杂神鬼迷信描写，并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明中叶以后，随着宋元话本的整理刊行，文人摹拟话本而创作白话短篇小说之风日盛。今存最早的明人辑印的话本集，是嘉靖年间洪楩编的《清平山堂话本》，分《雨窗》、《长灯》等6集，每集10卷，每卷1篇，共收话本60篇，故全书总名为《六十家小说》；今存15种。又万历间熊龙峰刊印的话本今存4种。以上两种话本集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在内。收集作品较多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初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每集收话本40篇。包括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两部分。明末凌濛初仿“三言”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则基本上是凌氏创作的拟话本。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面。其中爱情婚姻题材占有重要地位，表现了对爱情婚姻自主要求的肯定和对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的批判，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乐小舍拚生觅偶》、《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篇中，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情婚姻观念。谴责薄倖男子也是这类小说表现的重要内容。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政治的黑暗，是明代拟话本的一个重要主题。描写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生活与思想的作品，显示了明代拟话本新的思想特色，比如歌颂小商人的勤劳诚实、互相帮助的友情以及对发财致富的追求等。这是市民阶层力量壮大和在社会上活跃的表现，是明中叶以后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三言”、“二拍”中的拟话本，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礼教、张皇鬼神迷信等充满糟粕的作品，也占了相当数量。拟话本在艺术上大体保持了话本小说的特色，如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完整、注意刻画人物性格等。但也有不同之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都趋于丰富细腻，篇幅也明显增长；而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上则明显地逊于话本小说。

除“三言”、“二拍”外，明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十多种，成就都不高。如鲁迅所指出的：“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我国小说史略》)但其中也有一些篇章，文笔生动，形象鲜明，于人情世态的描绘中，呈现出封建社会生活大量不合情理的事物。

参考书目

　鲁迅：《我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3。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北京，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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