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ingtang piyong

[外文]：imperial academy

我国古代较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据古代一些经学家的解释，明堂和辟雍“异名同实”，又据各代修建明堂的文献记载和西汉末年长安明堂的遗址，可以肯定“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两种含义的名称。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象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

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它们的基本形式都是在土台上建屋，平面呈井字形构图，相邻为九，间隔为五。但至今尚未发现这时期的明堂遗址。不过作为一种祭祀性建筑，它应当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中。考古发现的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遗址，方位正南北，方形，内有4根对称的柱子，柱子连线可划分成井字形构图。“大房子”面积很大，室内约120平方米，显然是氏族成员 的场所。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又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的原始社会后期，氏族成员 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祭祀与农业有关的神祇和自己的祖先。所以“大房子”可能就是明堂的最初形态。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祭祀已成为一种礼仪，“大房子”也变成了有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井字形构图符合数和形的和谐性与对称性，很便于体现祭祀、礼制内容的严肃性和神秘性，于是在“大房子”的构图基础上演变成《考工记》叙述的夏、商、西周明堂形式。 但其中的“夏后氏世室”，建筑尺度大大超过商和西周，而与汉代明堂接近，同时它的设计构图已很成熟，构造技术先进，可能是当时托名夏朝的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明堂在周朝是作为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有实用功能，同时也有体现周礼的象征作用。周礼是儒学推崇的较高典章，兴建明堂则是朝廷的重大盛举，汉以后的明堂形制也就成为经学家考证的重要课题。秦和西汉初年不重视儒学，没有兴建明堂。汉武帝独尊儒术，于元封二年(110) 在泰山建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1座明堂，据《史记》记载，它的形式是：“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估计这是一个对称的台榭式建筑。西汉末年王莽标榜恢复周礼，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长安(今西安市)南郊由大经学家刘歆设计了明堂辟雍。这座建筑的遗址已于1957年发掘出来，很明显地带有《考工记》明堂构图形式的遗意，是一座台榭式的建筑。但直到西汉末年，经学家对明堂只有简单的形式描述，如上圆下方，分为9室12堂，1室4门8窗等，而没有关于象征含义的解释。到东汉中元元年(56)在洛阳(北魏)新建明堂，才有了很明确的象征含义，它的形式仍是继承《考工记》以来的井字形构图的台榭式。两晋和南朝也建明堂，但完全舍弃了十字对称、井字分隔的台榭式形式，而改为一般的木结构殿宇。只有北魏太和十五年(491) 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造明堂，还继承汉明堂的形式。隋朝统一全国，几次议建明堂，著名建筑家宇文恺经过考证进行设计，还制作了模型；唐太宗、高宗又议造明堂，经过经学家们更详细的考证，终因各家分歧太大而没有建成。武则天垂拱三～四年(687～688)决心“不听群言”，“自我作古”，在她亲自过问下于洛阳建成了我国古代体量较大、形式最奇特的一座楼阁式的明堂；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拆去上层加以改建。 北宋政和五～七年(1115～1117)拆改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宫内秘书监，又按周礼建造了一座明堂。它既不是汉朝的台榭式，也不是南朝的大殿式，更不是唐朝的楼阁式，而是由几个天井联系的院落。东汉以后，我国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已经非常完备，周礼中的明堂功能已由其他礼制建筑分别代替，以后各代的明堂，只是某种政治的象征而已。北宋以后各代均不再建明堂。只有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改建北京天坛，新建圆形大享殿（即清的祈年殿），曾经一度把它附会为古代明堂。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国子监正中新建一座辟雍，方亭外绕圆形水池，附会为古代辟雍型制。但这个辟雍是太学的别称，与明堂本没有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环水的一点形式。

西汉元始四年在长安建造的明堂辟雍，位于长安南面正门安门外大道东侧，符合周礼明堂位于“国之阳”的规定。明堂方位正南北，正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墙正中辟阙门各3间，墙内四隅各有曲尺形配房1座。围墙外绕圆形水沟，直径东西368米，南北349米，这就是所谓的辟雍。四阙门轴线正中为明堂，南北42米，东西42.4米，整个建在一个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基上面。遗址正中为一接近方形的夯土台，南北16.8米，东西17.4米，残高约1.5米。夯土台四角又各附2个对角相连的小方土台，由此隔出四面的厅堂，每面厅堂外又各有敞厅8间。 明堂遗址室外原有地面在发掘时已被破坏，参照与它的形式基本相同的王莽九庙遗址，现存的 4个厅堂和敞厅原来都应当是半地下结构。明堂的主体是在它们的上面，由室外木梯进入。根据遗址结构，并结合汉代建筑的一些间接资料，可以推测出它的原状是一个十字轴线对称的3层台榭式建筑。上层有5室，呈井字形构图；中层每面3室，是为明堂（南）、玄堂(北)、青阳（东）、总章（西）四“堂”八“个”即“四向十二室”；底层是附属用房。至于明堂“上圆下方”之说，据现有结构，有可能上层中央太室顶上为圆形屋顶，也可能另有所指。中心建筑（即明堂）的尺度，如不计算四面敞廊，每面约合28步(每步6尺，每汉尺0.23米)，恰与《考工记》所记“夏后氏世室”实即春秋战国时的理想方案相同。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建造的洛阳明堂，位于洛阳南面正门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长安明堂的位置相同。遗址已在1977年探明，整个范围东西约386米，南北约400米，大约相当于长安明堂环水沟以内的范围。推测是明堂中心建筑外面围廊的范围。东汉经学家对明堂制度有很详细的论述，还有关于洛阳明堂形制尺度的具体记载，参照遗址范围，大体上可以肯定洛阳明堂仿自长安，基本形式和尺寸相似。但它增加了许多象征的具体涵义。如明堂中心太室为方殿圆顶。圆顶直径3丈（约10米），天为阳，3为阳数；方殿每面6丈（约20米），地为阴，6为阴数，形、数相合，象征天圆地方。建筑通高81尺（约27米），象征“黄钟九九之数”；9室象征九州；12堂象征十二月、十二辰；28柱象征二十八宿；36户象征三十六雨；明堂每面24丈象征二十四气等。

唐初议建明堂，经学家争论不休，至高宗总章二年(669)由皇帝亲自指定了设计方案。 虽然这个设计最终由于“群议未决”而没能建成，但在《旧唐书·礼仪志》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它是一个集中了儒、道、阴阳、堪舆各家象数观念，象征涵义非常丰富的巨大楼阁，在建筑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明堂基座正八角形，直径280尺，高12尺； 上建两层方形楼阁，通高90尺；上下两层都是重檐，最上面是圆形屋顶。全部建筑从平面、高度尺寸，到栏杆、窗棂，斗拱构件的数目，都作了详细规定，共达50项之多。每项数字都有所象征，象征涵义引自《周易》、《尚书》、《礼记》、《道德经》、《河图》、《淮南子》、《易纬》等书。例如庭院每面360步，为“乾策二百一十六”与“坤策一百四十四”之和；门宇5间，为阳数三，阴数二之和；堂心柱高55尺，为“大衍之数”;飞椽929根，为“从子至午之数”，等等。

武则天以周代唐，号称“革命”，于垂拱三～四年(687～688)在洛阳建造明堂以为纪念。这座明堂再没有拘泥于井字形构图，也没有了4室12堂的制度，而只采用了下方上圆的基本形式，并以下层象征四时，中层象征十二辰，上层象征二十四气来体表它的象征涵义。另于室内中央用铁铸成水渠以象征辟雍。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明堂3层，每面300尺，通高294尺，中心从顶至底立一大柱，用以联结各层结构构件。下层方形，中层八角，上层圆形。屋顶用木片夹纻瓦，顶上置宝凤，后改火珠，另有九龙捧盖。可以想像，这是一个非常巨大而典丽的形象，是我国古代较高大、最华美的阁楼。但记载中高294尺（约82.32米）大大超过了 3层楼阁可能的限度，肯定是误记或文字有意夸大。如果改为194尺（约54.32米），则比较符合唐代特大型建筑的尺度，也可能建成3层（加暗层共为5层）楼阁。这座明堂在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以“体式乖宜，违经乱礼”的理由被皇帝命令拆除，但因费工太大，只将上层拆去，屋顶改为八角形，比原建筑矮去95尺。原来屋顶的九龙捧盖改成了八龙捧火珠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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