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bianwen

唐代通俗文学形式之一。又省称“变”。它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唱导论》叙述，僧徒宣扬佛理“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至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同。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所以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接近口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 《插图本我国文学史》)。关于变文，也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至今尚无定论。长期以来，这一文学样式一直湮没无闻，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手抄写本变文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敦煌变文中最早整理出来的是罗振玉《敦煌零拾》所收的“佛曲三种”。由于当时见到的原卷首尾残损严重，还不知道“变”或“变文”的名目，因而把它当作类似梵歌的“佛曲”。后也称作“讲 ”、“俗文”、“俗讲”。随着题有《汉将王陵变》、《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的不断发现，才知道这种文体原来就是唐代民间流行的“变”或“变文”。孟棨《本事诗》曾提到《目连变》，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有皇甫松“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的记述，都说明变文是当时一种通俗文体，文人也有用它来进行创作的。

唐代早期的变文，和南北朝“唱导”一样，是以“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慧皎《高僧传》)的讲经形式和民间说唱形式相结合来演绎佛经神变故事的。它同唐前期绘画中描摹佛本生故事的“变相”一样，首先出现于佛寺禅门，是把佛教经典艺术化、形象化的产物。僧人为了使深奥的佛理经义通俗化，招徕更多的听众，于是逐渐加进了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亦即《高僧传》所谓“商榷经论，采撮书史”。还出现了专门讲唱故事的俗讲僧。《高僧传》记载“唱导”的感染力时说:“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慄，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德业，严当果则已示来根；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泣吐酸，于是围众倾心，举堂恻怆。”变文则更发扬了这个特长。到了中晚唐时期，长安城内许多寺庙经常进行俗讲，盛况空前。韩愈《华山女》诗描述道:“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种俗讲变文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离经叛道，非宗教的现实内容日益增多。长庆年间，还出现过关于俗讲僧文溆的一桩公案：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段安节《乐府杂录》），由于被指斥“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结果被“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赵璘《因话录》）。这正说明文溆敢于冲破佛寺禅门的束缚，走向民间，赋予俗讲以广泛的社会内容。除俗讲僧外，当时还出现了以转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又进而创作出许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变文，大大增加了变文的民间性、故事性和现实性。同时，讲唱场地也逐渐多起来。不仅可以与各种杂戏一起在“戏场”演出，而且还有了专门讲唱变文的“变场”。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元和中有个李秀才，曾被寺僧呼为“望酒旗，玩变场者”。《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还记载万寿公主也曾到“慈恩寺观戏场”，这些民间娱乐场所也吸引着王公贵胄、秀才士子，足见变文等说唱文学的影响之广。郭湜《高力士外传》载：“太上皇（唐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司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则转唱变文(“转变”)竟已深入宫禁，更可想见其流行之盛了。

在讲唱时还配有画图。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证。在敦煌写本《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上也都绘有形象生动的图画，同变文的内容相配合，实为后代插图小说的滥觞。某些敦煌变文写本还题有“平”、“侧”、“断金”等字，估计是指演唱时要用“平调”、“侧调”或“断金调”。音乐、画图和讲唱相互配合，更增加了变文的艺术感染力。可见，变文是一种向综合性艺术过渡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敦煌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作品。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其内容主要是宣扬禅门佛理和封建迷信，有时还掺杂着“为国尽忠，居家尽孝”的儒家道德观念。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故事展开之前先引一段 ，然后边说边唱，敷衍铺陈，成为洋洋洒洒的长篇。如《维摩诘经讲 》，一称《维摩诘经变文》，就是把“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十四个字的 ，经过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加工，扩展成为三五千字的长篇。其中添加进众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绘声绘色地铺写了各种生动的场景。另一种是前面不引 ，直接讲唱佛经神变故事，只依据佛经里的一个故事、一种经说，便恣意抒写阐扬，发挥成篇。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就是这种形式。《降魔变文》描写佛徒弟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的场面，奇象异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舍利弗先后变成金刚、狮子和鸟王，战败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和毒龙。这种以惊人的想象、奇妙的构思，描绘出惊心动魄的斗法场景的表现手法，实开《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先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渲染冥界地狱的阴森恐怖、刑罚的残暴无情，则又是一番情景。这类取材于佛经传说的变文，宗教气息较浓，但有些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颇为生动，天上地下神奇世界的虚构，也有助于启发人们的想象力。

讲唱世俗故事的变文，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经过讲唱过程中不断加工润色、铺排渲染，遂成为曲折起伏、有声有色的文学作品。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对正直、善良而又遭受邪恶势力迫害的人们给以深切的同情，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和虚伪的人情世态予以揭露和谴责，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爱憎。残卷《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则直接叙写唐代时事，以歌颂奋起抵御异族侵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赞扬了他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尚情操，具有深厚的人民性。这些作品为变文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结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好处。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描绘，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唐初传奇张的《 》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代传奇到宋、元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文，如《维摩诘经讲 》、《八相押座文》，颇类似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体式已很接近。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至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后来也被改编成多种戏曲。变文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有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后者辑录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是研究变文的最丰富的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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