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u Xi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其父朱松，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

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中进士，任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主簿，聚徒讲学，后罢归，监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孝宗即位，朱熹上书反对议和。隆兴元年(1163)被召见，复言主战。朝廷虽屡任以官职，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皆辞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为相，荐朱熹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屡辞不许，次年赴任。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修复旧观，订立学规，从事讲学。淳熙八年(1181)，浙东大饥，朱熹被任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因屡次上疏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唐仲友为宰相王淮姻亲，朱熹的奏章被扣压，因愤而辞归。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为相，任朱熹提点江西刑狱。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为由请归。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为江东转运副使，以病力辞，后改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绍熙二年(1191)辞归建阳，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抚使，修复岳麓书院，扩建学堂，广纳四方游学之士。宁宗庆元元年(1195)，为焕章阁待制、侍讲，因得罪韩侂胄而罢。次年，监察御史史继祖劾其伪学欺人，革职罢官，归建阳讲学著述而终。

朱熹一生关心现实，对金人南侵、土地兼并、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现状焦虑不安，要求选贤任能，修明军政，爱养民力，实现统一。从中进士至死50多年间，虽为官仅9年，在朝廷任职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击贪吏，救灾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倾注在讲学和著述上。他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义理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的正宗哲学，在思想领域中起了长期的消极作用。所撰《四书集注》，元代以后的科举考试规定士人发挥题义必须以此书为依据，影响极大。

在文学观点上，朱熹与二程相近。他倡导文道一贯之说，强调文道统一，认为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二者不能分开，反对“文以贯道”：“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主张人们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随道的产生而产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产物。因而，他对唐宋古文大家们重视文的作用不满，说他们是“弃本逐末”。与此相应，朱熹论诗重言“志”，即诗中要有道德修养，认为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对从格律、词藻方面论工拙，强调质朴自然，因而形成他诗论中的复古主义观点。但他在具体论文论诗中，却有一些较公允的见解。如他认为学诗要从《诗经》、《离骚》开始；论古诗则重汉魏而薄齐梁；对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的诗和苏洵、苏轼的文都有较中肯的评价。同样，他的《诗集传》、《楚辞集注》，也常表现出尊重事实、重视文学反映现实和抒 志的作用的求实精神。

在道学家中，朱熹的诗歌艺术性较高；在南宋文坛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点。

朱熹的父亲朱松和老师刘子翚，都是著名诗人，朱熹受他们的熏陶，也能写诗。他重古诗而轻律诗。五古学汉魏，学陶渊明，学唐人中诗风古朴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怀，以表现其“雍容俯仰”的气象和“中和冲淡”的胸襟。篇幅较短，语言自然，不用典故，长于用白描手法写自然景色。《对雨》、《六月十五日诣水公庵雨作》、《卧龙庵 》、《康王谷水帘》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斋居奉怀黄子厚刘平父及山间诸兄友》中的“况复逢旱魃，农亩无余收；赤子亦何辜，黄屋劳深忧。而我忝朝寄，政荒积愆尤。怀痾卧空阁，恻怆增绸缪”，则反映了迫切的现实问题，抒发了忧国忧民的心情。

朱熹认为自律诗出而讲究用韵、属对、比事、遣词，“益巧益密”，有害于诗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还是写了不少律诗，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读。五律如《登定王台》，旧时选本多入选。《拜张魏公墓下》6首，通过对爱国宿将张浚的赞颂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谋适不用，拱手迁南荒”，“中原尚腥羶，人类几豺狼!”悲痛、愤 见乎词。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刘叔通怀游子蒙之韵》：“扣角听君悲复悲，壮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山外，离别偏伤老大时。尚喜渊潜容贾谊，不须日饮教袁丝。病余我更无憀赖，勉为同怀一赋诗。”这是晚年被贬逐之后写的。报国无门的悲愤，出之以苍凉委婉之词，弥觉沉痛。

朱熹的七绝清新明丽之作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间得四绝句》、《武夷櫂歌十首》一类诗，都情景交融，很有韵味。

道学家用诗讲道理，写出的不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朱熹集中也有这一类“诗”，但比例较小。同时，有些诗尽管也讲道理，却不是抽象地讲，而是用比兴手法写客观景物，给人以启发。如《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观书有感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议论于写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诗味。至如七律《鹅湖寺和陆子寿》中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直接说理，但说得亲切，至今为人们所引用。

朱熹文章长于说理，风格近似曾巩。如《庚子应诏封事》力陈“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结构谨严，逻辑周密，语言平实，很能代表其文章风格。他的一些记事、写景的短文，颇有文艺性。如《记孙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过孙觌写降表“一挥而就”的情态及其“顺天者存”的议论，刻画出投降者的形象并给予辛辣的讽刺。《百丈山记》（《文集》卷七十八），写涧水、瀑布、远山、日光和云涛变灭，细致准确，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写郭君为他画像表现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后写他将出游，欲画隐君子之形以归，而以郭君不能从行为憾。其国土日蹙、贤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见于言外，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语类》140卷，涉及面很广，是宋代以后新的语录体奠基之作。这种讲经传道、品评是非的口语化的文体，其特点是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如他论陶潜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 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语类》卷一百四十)论黄庭坚诗:“如《离骚》，初无奇字，只凭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这些话语，大都是他平时语言的忠实记录，讲述者的情感和语气宛然，很有感染力。

所著《朱文公文集》100卷，有《四部丛刊》影明刻本。又有《续集》11卷，《别集》10卷，与《文集》合刊为《朱子大全》，有《四部备要》本。另有《朱子诗集》单行，共12卷，明程璩编，有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朱子语类》140卷，有成化九年（1473）陈炜刊本、石门吕氏刊本。《诗集传》、《楚辞集注》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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