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inyue kaoguxue

[外文]：archaeology of music

依据音乐文化遗存的实物史料（发掘而得的或传世的遗物、遗址、遗迹，如乐器、乐谱、描绘有音乐生活图景的古代造型艺术作品等），借助考古方法来探讨音乐史、乐器史直至历史上的音律形态、音阶形态等音乐学课题的一门科学。

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我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例如：古陶埙的研究可以借助陶瓷考古的手段及其已有成果来鉴定它的形制、年代、文化属性等；《曾侯乙钟铭》的研究必须借助于古文字考古与青铜器考古的成果；《敦煌古谱》的研究也必须依据于古谱原件的文物考古研究。但由此又引出古埙音阶问题，钟铭的先秦乐律学史问题，敦煌谱的译解问题等。因而，其研究范围常常涉及古代乐律学、音乐形态学、音乐民族学的许多具体问题；也能从音乐学的角度起反馈作用，以助益于考古学的研究。例如：对于商、周青铜编钟的音阶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反过来对发掘资料不全的古编钟提供断代根据。著名的信阳钟，首钟是否与其他十二件编钟同套的问题，即依据于编钟音阶结构及其声学方面的测音研究而得结论。因此，我国当代音乐考古学的内涵带有更多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的性质。它的存在价值在于为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研究开辟了弥补文字史料不足的新领域与研究方法上的新途径，而不在于单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门类的补充。

外国的音乐考古研究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数百年来已在实物(包括乐器以及有关的建筑、雕塑、图画等)和文字、乐谱史料的发掘、收集保存方面有许多成就，写出了许多有关古代各时期的各种民族的音乐史料考证及研究成果。大体来说，在16世纪以前，欧洲的考古活动始于欧洲中部地区，17、18世纪开始对古希腊、罗马发生兴趣，18世纪末，拿破仑入侵埃及，研究的对象也扩展到埃及；美国独立前后美洲的考古也初见眉目。19世纪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活动。随着音乐民族学的逐渐发展，19世纪也是对各民族音乐史料开始进行发掘、考古的时期，尤其是对东南亚地区。进入20世纪后，考古的方面就更广了，并对墨西哥、大洋洲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日本对于东方的考古工作也是相当有成绩的。

西方已发掘出的古代音乐的珍贵文物，较重要的有：公元前约3000年苏美尔人的黏土浮雕上弹奏弦乐的人像（现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公元前2825年埃及墓壁画上所绘的女竖琴演奏者、吹笛者以及领乐人的绘像；公元前2700年萨加拉的墓壁浮雕所刻歌手、音乐家和 像(均藏埃及开罗博物馆)；公元前2400年祭司王谷迪亚时代苏美尔人的冻石壶部分所刻的打鼓像，还有同时代特洛的苏美尔王宫殿石灰石浮雕上所刻祭祀时演奏11弦竖琴的场面(藏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等。至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物就更多了。

被发现的古老乐谱，有古希腊艺人品达罗斯（公元前522?～前443)颂歌的片断［A.基歇尔(1601～1680)在墨西拿附近圣萨尔瓦多僧院图书馆发现］；V.加利莱伊于1581年发现2世纪初迈索迈泽斯的3首赞美歌（献给艺神缪斯、太阳神赫利俄斯以及复仇女神涅墨西斯）；此外，如1883年音乐考古学家在小亚细亚的特拉洛斯发现一圆柱刻有B调古记谱法的唯一古谱，塞依基路斯的墓志铭《悲歌》；在希腊德尔斐庙壁石雕中发现公元前 2世纪的两首阿波罗赞歌；在埃及发现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奥瑞斯忒斯》开头的《立歌》片断等，都是极为珍贵的音乐文物。

由于音乐考古的范围涉及面极广，要全面叙述其成就是困难的。到目前为止，音乐史学、音乐民族学以及传统的音乐研究所取得的各种成就，无不与考古研究有关。许多音乐史家及音乐民族学家本身也对考古有一定的研究，这足以证明音乐考古研究对音乐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至于专门对音乐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作较全面论述的著作，迄今尚未多见。

我国的音乐考古研究可以溯源到先秦诸子。《孟子·尽心》记载了孟轲和他的学生子高的对话，其内容为探讨一件先商乐器的性状，并与周初乐器相比较的考古研究。东汉以后，历代乐志、律志中都曾根据当时的出土文物对前代的定律器作了文献的或度量衡方面的考证。宋代“金石学”的创造对乐器考古研究起了重大作用。由于唐末五代以来贵族政治的破产，学术思想上突破了前代的章句注疏之学，乐器考古也开始注重图形、款式、各项数据的著录与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吕大临《考古图》10卷及其释文等。后世在乐器考古方面，仍然沿着宋代金石学的途径研究。清代的乾嘉考据学派也有一定贡献。20世纪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文学家刘复所开创的古乐器测音工作，并有考古学家唐兰《古乐器小记》等著作。50年代以后，我国音乐史专著以及由音乐学家倡导的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活动中，充分重视了文献考证与实物考古相结合的研究工作。1978年曾侯乙墓乐器出土后，音乐考古学又出现了与音乐民族学相结合的新倾向，有了新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的音乐考古学比较重视的工作之一是对古谱的发掘和翻译，目前对敦煌古乐、西安古乐、北京智化寺古谱、福建南音以及河南、山西、新疆的寺院音乐资料都在积极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提出了建立古谱学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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