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anhai maoyiquan

独立国家所固有的一项 。 战争后，我国的沿海贸易权逐步为列强所攫取。

中英《南京条约》及《通商章程》并无允许外籍船舶参与沿海贸易的条款。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规定，美、法船只装载洋货来华，可以进入根据条约对外开放的五个口岸的任何一口，如货物并未销售完毕，可以转运其他的开放口岸销售，亦未允许外国商人和船只享有经营我国土货沿海贸易的权利。但是，外国商人和外国船只并不遵守条约的规定，经常任意闯进我国沿海未经条约开放的口岸；外国海盗商人又在我国沿海放肆抢劫我国商船，迫使我国商船雇请外国武装船只护航，或雇佣外国船只载运土货，进行沿海贸易，遂造成外国船只经营土货沿海贸易的既成事实。

1847年春，厦门地方当局警告我国商人不得用英船装运货物。英国公使德庇时出面干涉。两广总督耆英允许英国商船为华商运货，只是必须缴纳吨税，华商托运货物的税款由华商自行缴纳。这只是一项约外权利，并无条约依据。但外国侵略者却极力扩大我国土货沿海贸易的权益。1850～1860年间，从事我国沿岸土货贸易的外籍船舶，数量增加极快。如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只有一艘轮船定期航行于上海、香港之间各口，三年以后，就增加到五艘。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尚无允许外商船只从事土货沿海贸易的条款。同年中英《通商章程》只允许外船在通商口岸间贩运铜钱、米谷。牛庄、登州豆石本系禁止外船贩运，后因太平军进驻杭州、宁波，并有入海的动向， 各国事务衙门于1862年（同治元年），奏请拟准外商船只装运豆石。

对于外国侵略者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以及清 为了 太平天国起义而出卖的部分 ，当时掌握我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要求 衙门予以承认并给以合法地位。 衙门起初主张重税，以防止华商以外国船舶为护符，并阻止外商进入内地，后来和英、法公使交涉结果，规定外籍船舶从事土货沿岸贸易，所运出口货物征收按税则规定的出口税，进入他口，按出口税率征收半额，称复进口半税。

1861年9月8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四），海关税务司赫德发布通令，凡外籍船舶从事土货沿岸贸易，在出口口岸缴纳出口税，在进口口岸缴纳半税。同年11月又补充规定，已纳复进口半税的土货，如果再欲运往他口，发给免重征执照，到他口时不再纳税；如果运往外国，以三月为期，发还已缴半税。1863年又把复出口期限延长为一年，对复出口往外国的土货，发给存票以代替发还现款。随后又规定复出口往其他口岸的土货，也发给存票，以代替过去的免重征执照。这实际上已不限于沿海口岸的转运贸易，而是发展到通商口岸间土货贸易。自长江三口（镇江、九江、汉口）开放以后，不仅海船可以直航长江，领有“江照”的外国船舶，还可以专门从事长江航运，关税待遇除缴纳方式外，基本上与沿海贸易相同。这样，外人在华沿海贸易的特权更加扩大。1863年我国与丹麦订立《天津条约》，又把上述权益订入约章，从此外国人和外国船只便享有经营任何土货沿海沿江贸易的特权，而且不得到外国侵略者的一致同意，我国 不得改变进出口税率，也不能收回此项特权。

赫德一手确定的洋船沿海贸易的征税制度是重征土货，轻税洋货。土货在出口时须缴纳5％的出口税，在复进他口时须缴纳2.5％的复进口税，而洋货仅在进口时缴纳5％的进口税，复进他口，并不重征。洋货在运入内地时，享受子口税的特权，而复进口土货则无此优惠。这样就大大便利了洋货的推销，阻碍了土货的流转。例如洋煤进口每吨纳税0.05两，土煤由此口运往彼口，须纳出口税每吨0.0672两，然后又须纳复进口税0.0334两，合计0.1有奇，为洋煤进口税的两倍，遂致土煤开采不旺。同样，在华南市场上，华北棉花的关税负担也高出印度棉花50％。这种重税土货，优待洋货的措施严重阻碍着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加速了华商帆船航运业的衰落。

参考书目

姚贤镐：《我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三册，中华书局，北京，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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