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indai baokan

我国自 战争前夕开始定期出版的日报期刊，至 时已广泛发行。

我国早在唐朝就开始有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一种由官府发行的公报。北宋起，民间开始有报纸，称为“小报”或“新闻”，但受到当时官府的查禁。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南京等地获准成立民办报房，选录内阁发布的官文报，印刷成册，公开出版，称为“京报”。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于近代的报刊。我国近代形式的报刊诞生于 战争前夕。到1911年止，共出版约五百种报刊，出版地点遍及全国各地。

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纸和最先在我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19世纪，外国人在我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办人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和米怜(1785～1822)，月出一册，一些外国人相继在我国办报。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我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我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均在广州出版。其主编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我国通”。

战争以后，外国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继续在我国办报。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1853，香港)、《六合丛谈》（1857，上海）、《万国公报》(1868，上海)、《中西闻见录》（1872，北京）、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上海，中文名《字林西报》）、The Peking Tientsin Times(1894，天津，中文名《京津 》)及《申报》（1872，上海）、《新闻报》(1893，上海)、《顺天时报》（1901，北京）等一大批中外文报刊。其中，《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主编，是广学会的会报。《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我国人口气”办给我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我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我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我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 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我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 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 、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我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1895年以后，以 、梁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先生、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先生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先生任总主笔。在梁先生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我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 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

戊戌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先生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香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先生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我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较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

以国父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 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 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国父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我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 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

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国父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

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 、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我国女报》(1907， 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较大。

革命派报刊关于 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国父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我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

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 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 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我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 较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较新科学知识。

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先生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先生的《新我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

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我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

19世纪末，清朝 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 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 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 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 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 》等。

1915年9月15日， 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我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 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 ，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 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 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

1927年后， 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 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 》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

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 新闻控制有所松动，我国 党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 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较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 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 接收，舆论界成为 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我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方汉奇：《我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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