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huobi baiwujiao sixiang

我国古代的文字、作品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有关货币崇拜现象的思想。

货币产生后，便成为人们追求和崇拜的对象。在我国商代甲骨文中有字，象人拜倒于货币之旁;而殷彝中每见“子荷贝”图形文字:等，则形象地显示着商代商人们肩荷、船载大量的货贝，长途跋涉经商牟利的情景。《周易》卦、爻辞:“亿丧贝”、“意（亿）无丧”（《周易·震》），也清楚地表现了当时商人们日夜盘算财利得失的心理状态。这些，都可反映出人们的货币拜物教意识，伴随货币的产生就已经发生了。不过，更为深刻和更为完整地反映出人们对货币拜物教思想的文字作品，则需要到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高程度发展水平的时候。

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了比较发达的货币经济和城市商业，金属铸币在全国各地获得广泛流通。伴随货币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扩大，货币拜物教现象在社会生活及人们思想中也就更多地有所反映。大史学家司马迁就引述当时流行的民谚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并且指出:“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这时，表现货币拜物教现象的作品也开始出现了，如《吕氏春秋·去宥》中就记述一位求金欲者，白昼闯入金店攫夺黄金而当场被捉的故事，当人询其故时，其人则说：“殊不见人，徒见金耳。”

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帝国的建立，为国内商品流通的发展与扩大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因而在此后两千年的封建地主制经济体系下，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商品货币经济也长时期保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所以，反映人们货币拜物教思想的文字材料也不断出现。其中最为人们广泛传诵和能深刻反映人们货币拜物教思想的典型文字作品，当推《钱神论》。

《钱神论》是西晋鲁褒所作的一篇愤世嫉俗的文章。鲁褒，字元道，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在《钱神论》中写道:“大矣哉！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谚云：‘钱无耳，可暗使’，岂虚言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若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可以为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全晋文》卷一百一十三）。

在鲁褒之前，魏晋之际的成公绥（231～273）已写了一篇《钱神论》，鲁褒之文就是发挥了成公绥之作。在从第3世纪中叶到第4世纪不到百年的期间就出现了两篇《钱神论》，显然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的西晋司马氏 政治黑暗，风俗败坏。许多豪门大家，如家产拟于王者的和峤（ ?～292），性至吝，被人称为“钱癖”（《晋书·和峤传、杜预传》）。有些名门士族则争奢斗富，有人一天膳食万钱犹嫌“无不箸处”。有人专务清谈，却又兼营商贾，持筹算帐，昼夜忙个不了。金钱崇拜意识早已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鲁褒有感于此，伤时之贪鄙，而写出了著名的《钱神论》一文。由于钱币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最早见于鲁褒文中的“孔方”一词，从而又就成为钱的同义语。

在鲁褒的《钱神论》以后，还有一些性质相似而体裁不同的文章，如唐代张说（667～730）的《钱本草》，其他唐人以扑满（钱罐子）为题的《扑满赋》、《小扑满赋》等皆是。后来，元末明初著名戏曲大家高明（1310～1380）的《乌宝传》，则是继鲁褒《钱神论》以后的另一具有特色的较佳作品。

高明，字则诚，瑞安人。所作《乌宝传》是一篇以纸币为描写对象的刺世文章。它采用拟人的手法，把纸币写成一个名叫“乌宝”的人，谓“其先出于会稽褚氏”，褚“楮”同音，即纸币；纸币墨色乌黑而“为人宝爱”，即“乌宝”命名之由。文中描写有“通神之术”的乌宝，“人争迎取邀致，若得至其家，则老稚婢隶，无不忻悦；且重扃邃宇，敬事保爱，惟恐其他适也”，亟言“自公卿以下，莫不敬爱”，“凡达官贵人，无不愿交”。并且指出，一旦结交上“乌宝”，则黄金、珠、玉就全都有了，而乌宝则“素趋势利，其富室势人，每屈辄往，虽终身服役弗厌，其窭人贫氓，有倾心愿见，终不肯一往”（《辍耕隶》卷十三）。

《钱神论》和《乌宝传》的作者们并不理解货币拜物教的秘密。我国封建社会秦汉以来就是以土地可以买卖为特征的地主经济体系，它比封建领主制经济在货币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要高，城市中有着较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可是它们都主要是为封建贵族和官僚以及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地主、大商人们的骄奢侈靡的生活服务的。货币作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资本论》第1卷），便成为他们疯狂追逐的对象，并使人们错觉为“钱能通神”。因而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较多地产生了《钱神论》、《乌宝传》这些反映货币拜物教思想的作品。我国古代反映货币拜物教的优秀作品，多采取刺世文章的形式，而且往往把贵族、官僚、地主豪强、大贾富商这些权贵势人作为讥讽的对象。

明清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明中叶以后，我国封建经济中的资本萌芽已很显著，贵金属白银也发展成为流通中普遍通用的主要货币，因而伴随货币流通领域这一新的变化，白银成为朝野上下的追逐对象，并日益在社会生活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如人们讥讽封建官吏的无官不贪，则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言日常生活中的欺诳行为，则云“此地无银三百两”等。可是这一时期以金银为描写对象的反映货币拜物教思想的优秀作品则甚罕见，可足称道者是清代中叶大画家郑板桥（1693～1765）的一篇短文。郑板桥名燮，居住在商业和货币经济素为发达的扬州，以卖画为生。他于1759年自书润格云：“凡送礼，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赠，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也”（《郑板桥集·补遗》）。

可是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以铜钱为主题的简单发挥鲁褒《钱神论》、甚至仅拾其唾余的文章则仍屡屡出现。如明代翟佑（1341～1427）的《钱箧》、黄省曾（1490～1540）的《钱赋》，以及明清之际李世熊所编的《钱神志》、清代中叶传播的《劝民惜钱歌》等。前二者，属于文人的游戏文章；后者，《钱神志》是把历代正史、百家诸子、旁及稗官野乘、仙佛鬼神的著述中有关金银钱币的故事，包括反映货币拜物教思想的材料皆汇集起来成为一部专书，《劝民惜钱歌》是经清代一位封疆大吏颁发的通俗劝世文。它们的主旨与鲁褒的《钱神论》不同，都主要是宣扬封建礼教和天命鬼神的宿命论。这类文章的出现，反映了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发展的迟滞，其时的商品、货币经济仍无力冲决封建地主所有制基础上特别牢固的自然经济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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