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 han sanguo tiyu

秦（前221～前206）统一我国后，曾采取一系列巩固统一的重大措施。但是焚书坑儒、销毁兵器等苛暴政治对体育的发展造成障碍。在秦王朝统治的15年中，虽然医学、养生术得以保留，乐舞、角抵戏不绝于宫廷，但整个体育活动，特别是民间体育处于低潮。

西汉（前 206～公元24）初，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与奖励农耕的政策，这为体育的振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史记·律书》记载：“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虽“年六七十”的老翁，亦“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便是一个明证。西汉中叶，国力日益强盛，文化艺术繁荣发达。武帝时，体育全面勃兴，导引、蹴鞠、投壶、百戏、棋类、田猎和民间游戏等均得到恢复和发展并有对外交流活动；昭、宣二帝时，体育活动一直盛行不衰。至西汉后期和新莽时期，由于经济衰退，政治 ，加之文化思想领域的尊经复古，体育发展又受到不利影响。

东汉 (25～220)时期，社会生产力较西汉有所提高，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体育的发展。其体育运动项目之多、运动技艺难度之高、体育活动场面之大，均超过西汉时代。东汉末年，各地豪族势力拥兵割据，经多年混战，形成魏、蜀、吴三国(220～280)。此一时期，由于军事斗争激烈，各国极重武备。广泛练兵 武，促进了武艺的提高，然而，频繁的战争却严重地妨碍了一般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

秦汉三国时期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较长时期的相对安定，为体育的发展、特别是两汉体育的勃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秦汉时期，医学的进步，直接带动了导引术的发展。

《内经》中总结导引疗法的适应症有“痿、厥、寒、热”和“息积”，临床配合“按乔”（ ）进行；还提到以熨药、导引配合治疗筋病。东汉名医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强调以“导引、吐纳、针灸、膏摩”治疗四肢“重滞”症。在保留了华佗一些佚文的《中藏经》中也指出：“导引可逐客邪于关节”；“宜导引而不导引，则使人邪侵关节，固结难通”。汉代医家对导引疗病的认识逐步加深，使用导引疗法的范围也愈益扩大。

导引在养生方面的应用也有新的进展。在老子学派和方士中有不少人积极利用导引作养生手段。如：汉初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导》引、轻身”（《史记·留侯世家》）；李少君、东方朔等人以“导气养性”（《论衡·道虚》）；后 矫慎“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逸民列传》）。“导养”之风，东汉盛于西汉，《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讲到的许多方士都是精于导引的养生家。这些人对导引的发展无疑是有贡献的，但其“导养”的目的是希冀“长生不老”做神仙，因此，当时流行的导引行气之类也掺入了一些神秘玄虚的东西。

西汉时已有导引专著出现，如《汉书·艺文志》中即列入《黄帝杂子步引》12卷（“步引”即步式导引）及《黄帝岐伯 》10卷。但这些书早已失传。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 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见彩图)，乃是了解汉代导引发展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导引图》中有彩绘的44个各种人物做各类导引的形象。每个图象均为一独立的导引术式，图侧并有简单的文字标出名目。这幅《导引图》充分反映了当时导引术式的多样性。从导引的功能方面看，既有用于治病的，也有用于健身的。从肢体运动的形式看，既有立式导引，也有步式和坐式导引；既有徒手的导引，也有使用器物的导引;既有配合呼吸运动的导引，也有纯属肢体运动的导引;此外，还有大量摹仿动物姿态的导引。当今体操中的一些基本动作，在《导引图》中大抵也能见到；也可以说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体操图样(图1)。

早在西汉时代就有以动物姿态命名的导引术式。在《淮南子·精神训》中曾提到“熊经”、“鸟伸”、“凫浴”、“蝯蠼”、“鸱视”、“虎顾” 6种名目，即后人所谓“六禽戏”。东汉末，华佗在继承前人有关导引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编了“五禽戏”。华佗所编“五禽戏”的动作早已失传， 后世所传“五禽戏”为后人所编。然而华佗创编“五禽戏”的影响，却至今犹存（见五禽戏）。

亦称蹋鞠，战国时期已在齐、楚两国城镇流行。秦统一全国后，这种活动曾一度低落。到了汉代蹴鞠又逐渐兴盛起来。《盐铁论·国疾》中说：“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即反映了这种盛况。汉代宫苑内一直有蹴鞠活动。在汉代皇帝中，以武帝、成帝大爱踢球。在“贵人之家”，“蹋鞠斗鸡”也很普遍。更有“鸡鞠之会”供他们娱乐消遣。有的达官显贵还专门收养蹴鞠能手和剑客，以供取乐和驱使。在贵族中亦有自建蹴鞠场的。陆机《鞠歌行序》中说，在东汉“伏波将军” 马援的儿子马防的宅第中，“鞠城弥于街路”。自西汉以后，由于军制演变，步兵大量兴起，蹴鞠亦作为锻炼士兵体质、体能和意志的手段而受到重视。刘向《别录》说：“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这反映了寓军事训练于竞技娱乐的实际情况。因此，《汉书·艺文志》将“蹴鞠二十五篇”附于“兵技巧十三家”类。汉代军队中蹴鞠极为活跃。《别录》说：“今军无事，得使蹴鞠”。说明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军内经常开展蹴鞠运动。当时，设在宫苑内的“鞠城”，便是羽林军举行蹴鞠竞赛并定期校阅的场所。“三辅离宫”的蹴鞠场地也主要是供军内蹴鞠之用。即使在战争期间，蹴鞠仍是军中的体育运动项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及《汉书·霍去病传》都记载了汉军在塞外行军宿营时，统帅带头“穿域蹋鞠”，以振奋士气的事例。 汉末三国之际， 蹴鞠的开展仍较普遍。《会稽典录》说：“三国鼎峙，年兴兵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关于汉代的蹴鞠竞赛方法与要求，东 李尤的《鞠城铭》中有所记述：“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转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里全面涉及到蹴鞠的用具、场地、队长、裁判、比赛规则、裁判员与运动员的道德作风诸方面，反映了当时的蹴鞠竞赛已有较为完备的规章。

即骑在马上持棍击球的运动（近似现代马球运动）。有关击鞠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 3世纪曹植所写《名都篇》。诗中描写“京洛少年”身著鲜丽的衣装，挟弓佩剑，一清早就去郊外斗鸡玩乐，继而“走马长楸间”、“长驱上南山”行猎。猎罢归来即列坐长筵。之后，又“连骑击鞠壤”（在击鞠场地跑马），直至“白日西南驰”才停息。诗中还形容“京洛少年”们的骑术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其写作时间当在曹丕代汉 (220)前后。由此推知，击鞠这种活动至迟在东汉晚期已经出现。唐代诗人蔡孚曾在《打球篇》里对东汉时代洛阳的击鞠竞赛作过这样的描绘：“德阳宫（东汉宫殿名）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珮文七宝球。”诗中还把曹植《名都篇》中的“走马长楸间”引为典故。蔡孚的《打球篇》显然是参考了当时尚未散佚的汉代典籍写成的。

百戏又名 “角抵戏” 、“大觳抵”、“角抵奇戏”，有时也简称“角抵”。它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体育的综合表现形式，其内容极为庞杂，举凡歌舞杂奏、杂技幻术、角力较武等等，均包括在内 (图2)。西汉中叶以后，“百戏”十分盛行。《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前 108）“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又载：元封六年（前 105）“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这两次盛会都是在武帝时期举行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百戏”开始用于招待外宾。《汉书·西域传》载：孝武之世，“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舞名)、都卢（缘竿）、海中砀极（乐舞名）、漫衍鱼龙（假形戏）、角抵（此指角力）之戏以观视之”。这虽有显示国力的一面，但也大大促进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和我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艺术、体育的交流。西汉时期，“百戏”的内容相当丰富。比较定型化的项目主要有：绳技(又名走索、履索、高)、缘竿、戴竿、戏车、舞轮、弄丸剑（又名跳丸剑）、扛鼎、转石、冲狭、燕濯、骑术、安息五案、掷倒叠案、鱼龙曼衍（包括鱼戏、龙戏、虎戏、舍利戏、大雀戏等等）、吞刀吐火，以及各色舞蹈。此外，“百戏”中也常有角力、摔跤一类竞技，亦称角抵戏。从健身的角度看，“百戏”中许多项目属于体育活动。如：绳技是一种高难度的平衡运动；缘竿可练 力量，灵巧；弄丸剑是抛接小球或短剑的游戏；扛鼎、转石是大力士表演；冲狭、燕濯是用鱼跃动作完成的；安息五案与掷倒叠案技是在多层的案上完成倒立和筋斗等动作。又如舞蹈中的巴俞舞、七盘舞、折腰舞等，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较高。而蹋鞠舞、剑戟舞等则类似体操、武术与舞蹈的结合。至于“百戏”中的骑术，角抵更是典型的运动项目。秦汉时代，角抵在各族人民中都有较普遍的开展，其形象见于不少出土文物。1957年，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出土的木篦，其上部的弧形背面即绘有彩色角抵漆画。在河南密县打虎亭 2号东汉晚期墓的壁画上，也可见到角抵形象，这种角抵，同后来日本的相扑十分相似。(见彩图)

秦汉三国时期，徒手或使用各种兵器的武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攻防格斗技能的提高，用于娱乐、健身的雏形套路陆续出现，一些武艺专著也先后问世。从体育的角度看，当时发展较显著，史籍记载较多的武艺项目，主要有手搏、剑术与射箭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拳勇”一词，但到秦汉三国时尚无“拳术”这一专门的名称，意思与之相近的有“卞”、“手搏”。《汉书·哀帝纪》中说：“孝哀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苏林注：“手搏为卞，角力武戏也。”可知手搏与角力并非一回事。《汉书·艺文志》的兵技巧类中，记有“手搏六篇”（已亡佚）。这说明，汉时手搏已发展为具有多种方法相搏的专门技能。手搏，即徒手搏击之意，后世的拳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曹丕《典论·自叙》说:“宿闻（邓）展善有手臂，晓五兵， 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当时即有徒手与短兵交手的“空手入白刃”一项，可知其技艺已达到相当水平。

汉代以后，剑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为环柄长刀所代替，但剑术作为健身、竞技的武术项目，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 比剑之风颇盛(图3)。《汉书·淮南衡山北济王传》说及淮南王刘安的太子与一个名叫雷被的人比赛剑术，“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遂引起轩然 。魏文帝曹丕是一位击剑能手，他在《典论·自叙》里介绍了自己学剑的经过和东汉时代一些传剑的名师，同时还生动地记述了他同奋威将军邓展在一次宴会中的剑术比赛:“时酒酣耳热，方食芉蔗，便以为杖(以芉蔗代剑)。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当时剑术之精妙，从曹丕这次比剑中可见一斑。两汉三国时，有关剑和刀等短兵交手的理论统称“剑道”。《汉书·艺文志》里记有“剑道三十八篇”，可惜早已失传。

秦代以后，礼射渐衰，战射很受重视。汉时已有大量射法专著出现，仅《汉书·艺文志》就载 8种之多：《逢门射法》20篇、《阴通成射法》11篇、《李将军射法》3篇、《魏氏射法》6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 5篇、《望远连弩射法具》15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5篇、《蒲苴子弋法》4篇。这些书虽已失传，但观其书名，可知为用于阵战的射法。两汉三国时，精于射法的人很多。如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平时“专以射为戏”弦不虚发。史籍中还记载了董卓“左右驰射”，吕布“辕门射戟”，曹操“手射飞鸟”，曹丕“八岁能骑射”，太史慈“猿臂善射”等等。足见当时武勇人物多长于射法。

西汉中叶以后，投壶进一步游戏化。据《西京杂记》载：“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他开始采用一种新投法，一是“以竹为矢，不用棘也”；二是壶中不盛小豆。这样，竹矢投入壶内，便立即反弹出来；投者接矢在手，继而再投入壶内。如此一投一反，连续不绝。这种方法，打破了“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的限制，也取消了一些繁琐的礼节，大大增强了投壶的娱乐性，其难度也随之加大。

汉魏之时，文人学士中弈风渐盛，如冯翊、岐道、王九真、郭勃等，都是当时名手。史载：“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当时传为棋坛趣闻。

东 李尤在他的《围棋铭》中说：“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分经纬，方错列张。”从汉墓出土的石制围棋盘看出，当时的棋盘已有纵横各17条线的。

汉代以后，民间健身活动日益繁多，其中有些活动是在节日或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进行的。如:“人日”（正月初七）郊外踏青;元宵节（正月十五）观灯舞龙；寒食节（三月初一）蹋鞠；端阳节（五月初五）龙舟竞渡；重阳节（九月初九）登高等等。

综上所述，在我国体育发展史上，秦汉三国（特别是两汉）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先秦的各类体育活动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一些新的体育活动和项目又陆续产生。这一时期体育的主要特点是：活动规模较大，竞技性与娱乐性较强；某些类别的体育活动（如“导引”、“百戏”等）已初步自成体系，且独具特色；有的项目如角抵、百戏等，与西域或外国进行了交流；寓军事训练于体育娱乐的思想得到体现。此一时期，还出现了较多专用于体育娱乐的场地设备（如鞠城、上林苑等）和建筑（如平乐馆等）；有关体育的文学艺术作品（如诗、赋、画象砖、画象石、陶俑等）也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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