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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1521~1593)

[拼音]:Xu Wei

明代剧作家、文学家。字文长,一字文青,号天池,晚号青藤,别署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才能兴趣极广,诗文、书画、音乐、戏曲,无不擅长。

徐渭少年时即以文名享时誉,但自20岁中秀才后,在科举方面却一直很不顺利,又性气高傲,蔑视传统,不为“礼法”所拘,故每为道学家们所摈斥。37岁时,应浙江总督胡宗宪请,居幕下为叔记,兼参机要。后胡宗宪因事被治罪,徐渭精神失常, 未遂,又因杀妻入狱;赖友人张元忭奔走回护获免。此后绝意功名,放情山水,鬻诗文书画度日,穷困以终。

徐渭一生,虽然潦倒,在文学艺术方面,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响深远。明代一些进步文学家如汤显祖、袁宏道等,都受过徐渭的熏陶。徐渭论诗与前、后七子异趣,主张独创,反对拟古。他认为诗歌“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窃於人之所尝言”,不过是“鸟之为人言”(《叶子肃诗序》)。他的诗歌创作以七古、七律为优。如《观猎篇》、《正宾以日本刀见赠歌以答之》、《杨妃春睡图》等七古,兼有李白的飘逸和李贺的险怪风格,读来富有气势。他的七律长于炼句,用词精警,诸如《清凉寺云是梁武台城》、《寓穿山感事》和《孙忠烈公挽章》等都是较好的篇章。徐渭的散文写得潇洒自如,颇受苏轼的影响。至于杂剧,更备受推崇,其代表作为《四声猿》。王骥德说《四声猿》“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曲律》卷四);汤显祖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令自拔其舌!”(王季重清晖阁评本《还魂记·序》)

《四声猿》是四部杂剧的总称,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

《狂鼓史》写祢衡被曹操杀害后,受阴间判官的敦请,面对曹操的亡魂再次击鼓痛骂,历数曹操全部罪恶的故事,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抒发作者积郁在心间的愤恨。作品通过酣畅淋漓的曲词,把封建社会奸相的蛇蝎心肠和丑恶嘴脸,揭露得穷形极致,语言辛辣而协律,本色之处,堪拟元人。《翠乡梦》本民间传说“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写玉通和尚持戒不坚,致被临安府尹柳宣教设计破了色戒。他出于报复而转世投胎为柳家的女儿,又堕落为 败坏柳氏门风,之后经师兄月明和尚点醒,重新皈依佛门的故事。此剧旨在宣扬轮回报应,但也揭露了官吏的阴险毒辣和僧侣们奉行禁欲主义的虚假。作品写玉通和尚两世轮回,从僧到俗,从男到女,情节曲折,关目的组织,甚见机杼。《雌木兰》本北朝乐府《木兰诗》,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建功立业,但增添了嫁王郎的情节。《女状元》写五代时才女黄崇嘏改扮男装应科举、中状元的佳话。这两部杂剧都以女子为主人公,有意识地从文、武两方面讴歌她们的才能智慧与魄力情操。

徐渭的杂剧,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体现了明代中叶资本经济萌芽阶段反抗封建压迫与礼教束缚的 主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从理想出发,希望变革不合理现实的美好愿望。如把对残暴者的惩罚放在“阴间”,把正义的伸张寄托于“天上”,虽然虚无缥缈,却也反映了作者对他所处时代的官场的绝望。徐渭蔑视传统的精神,在突破杂剧一本四折,纯用北曲的陈规旧律方面,也充分地反映出来。《四声猿》所包括四剧,长短不全相等,从一折到五折都有。其中五折的《女状元》,全用南曲,其他三剧,并用北曲。徐渭实际上开创了以南曲作杂剧的新写法。他的剧作从内容、精神到形式,都给当时和后世的剧坛带来了积极影响。此外,《四声猿》在语言上还具有清新活泼、流畅优美的特点。曲词宾白,感情饱满,机趣横生。

徐渭在戏曲史上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撰著了《南词叙录》。这部著作篇幅虽然不长,却是宋、元、明、清四代专论南戏的唯一著作,内容涉及南戏起源与发展史、南戏的风格特色、声律,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对于戏曲中常用的术语、方言与脚色,也作了简要的考释。篇末附录宋元南戏剧目65种,明代南戏、传奇目录48种,共113种。不仅保存了有关南戏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对研究宋元话本及南戏与元杂剧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南词叙录》除对若干作家作品作了中肯的评价之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看法,主要表现在下列三点:

第一,重视从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戏,要求把南戏提到与杂剧并列的地位,改变从传统观念出发歧视俚俗艺术的错误观念。在《南词叙录》中,徐渭批评那些“酷信北曲,至以伎女南歌为犯禁”的人们感情的狭隘、思想的偏颇,义正辞严地提出“我国村坊之音独不可唱?!”的质问。他公允地指出:杂剧与南戏,二者各有所长:“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

第二,倡导天籁,在尊重戏曲内在规律的同时,反对过分强调形式而造成的人为束缚。徐渭赞赏“从人心流出”的戏曲,认为它既自然,又感人,能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他指出,创作戏曲的用意,“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女人皆喻,乃为得体”,而南戏恰巧就是这一类戏曲。当时南戏在音乐上尚未经过戏曲音乐家的整理,某些人多从宫调上加以非难,徐渭独为南曲辩护,称赞南曲系统中兴起的昆山声调“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但他也尊重内在的法则,指出:“南曲固无宫调,然曲之次第,须用声相邻以为一套,其间亦自有类辈,不可乱也。”

第三,反对戏曲创作中的雕琢风 ,推崇本色。批评以《香囊记》为代表的传奇,在曲中填塞时文故事、用文语写宾白的弊病,指出这种做法,背弃了宋元以来南剧惯从本色的优良传统,并导致南戏步入毁灭的厄运,要求人们在看到宋元南戏形式粗糙的同时,注意本色给它们带来的艺术生命力。

徐渭的著作除《四声猿》及《南词叙录》外,有《徐文长集》30卷,《逸稿》24卷。《四声猿》版本,最早有万历间陶望龄校刊《徐文长三集》附刻本及万历间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即据后者影印。《南词叙录》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有何焯(义门)批补的壶隐居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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