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awangdui Hanmu

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长沙为汉长沙国首府临湘县所在地。该墓地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又曾被附会为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冢”。湖南省博物馆与我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2年发掘了1号墓。1973至1974年初，发掘了2号、3号墓。1973年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据《史记》和《汉书》记载，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卒。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仓” 3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即第一代轪侯利仓本人。 1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遗体，墓内又出“妾辛追（？）”名章，墓主应是利仓的妻子。3号墓墓主遗骸属30多岁的男性，可能是利仓儿子的墓葬。3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1号墓分别打破2号墓和3号墓，则其年代应再晚些。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马王堆汉墓的地面上，原有大小相仿的两个土冢，东西并列，底径各约40米，顶部圆平，高约16米。当地原是一片四、五米高的土丘，造墓时先在土丘上挖出墓坑的下半部，再用版筑法夯筑出墓坑的上半部和墓道，入葬后填土夯实，筑起高大的坟丘。3座墓的墓坑，形式基本相同，都是北侧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1号墓的墓坑较大、 最深。墓口南北长19.5米， 东西宽17.8米，以下有4层台阶，再下则是斗形坑壁，直达墓底。墓底长7.6米，宽6.7米，深16米。另外两座墓的规模略小，墓坑较浅，墓壁只有3层台阶。2号墓墓底长7.25米，宽5.95米；3号墓墓底长5.8米，宽5.05米。

3座墓的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1号墓填木炭厚0.4～0.5米，总重量约达1万多斤，分布在木炭层外的白膏泥，厚1～1.3米，粘性甚强，渗透性极低，对于密封起决定性作用。1号墓的白膏泥堆积既厚又匀，封固严密，使深埋地下10多米的椁室形成高标准的恒温、恒湿、缺氧、无菌环境，基本排除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各种物质的损毁作用，故墓内的多层棺椁、墓主遗体及随葬器物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另外两座墓，特别是 2号墓，则因白膏泥堆积较薄，分布不匀，密封程度不好，墓内的保存情况较差。

1号墓和3号墓的棺椁都保存相当完整，结构大体一致，但规模有一定的差别。1号墓的庞大椁室和4 层套棺，采取扣接、套榫和栓钉接合等方法制作而成，约用木材52立方米。椁室用厚重的松木大板构筑，长6.73米，宽4.9米，高2.8米，下置垫木和两层底板，再树4块壁板和4块隔板，便形成居中的棺房和四周的边箱，上部覆盖顶板和两层盖板。4层套棺用梓属木材制作，内壁均髹朱漆，外表则各不相同。外层的黑漆素棺体积较大，长2.95米，宽 1.5米，高1.44米，未加其他装饰。第2层为黑地彩绘棺，饰复杂多变的云气纹及形态各异的神怪和禽兽。第3层为朱地彩绘棺，饰龙、虎、朱雀和仙人等祥瑞图案。第 4层为直接殓尸的锦饰内棺，盖棺后先横加两道帛束，再满贴以铺绒绣锦为边饰的羽毛贴花锦。3号墓的椁室南边箱多一纵梁。套棺3层，外棺和中棺的外表均髹棕黑色素漆，未加其他装饰，内棺则在加帛束之后满贴以绒圈锦为边饰的绣品。 2号墓从残存的痕迹看来，结构和 1、3号墓有所不同，椁内置2层棺。

1号墓的女尸经病理解剖表明，虽然经历了2100年，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并且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也保存较好，这在世界遗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临床医学检验表明，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以及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病变，为研究遗体的保存以及古组织学、古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我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女尸身着丝绵袍和麻布单衣，足登青丝履，面盖酱色锦帕，并且用丝带将两臂和两脚系缚起来。然后包裹18层丝、麻衣衾，捆扎9道组带，又覆盖两件丝绵袍。女尸出土时，浸泡在约80公升的无色透明棺液之中（出土不久变成棕黄颜色）。这种棺液经多种科学分析判明不是防腐剂，而是土壤中的水分通过白膏泥和木炭层渗入墓室，经长时间的凝结而积聚棺内，具有微弱的抑菌、杀菌作用，但不是遗体得以保存的根本原因。

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随葬品都置于棺房周围的4个边箱之中，主要有满盛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物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和陶器，以及“遣策”竹简，均达1000余件。两墓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绘帛画。3号墓还随葬有帛书和兵器。

详细记载了1号和3号两墓随葬品的情况，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1号墓出土312枚，3号墓出土410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 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1号墓“遣策”竹简所列器物清单的大概顺序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明器，但没有提到遗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简文所载与墓内所出实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3号墓所出“遣策”竹简，除大部分内容与1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房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1号墓和3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两幅帛画的构图基本一致，全长2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交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 (见彩图)。有人认为，“遣策”简文中的“非衣一长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两墓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3号墓棺房悬挂的帛画，西壁保存较好，长2.12米，宽0.94米，绘车马仪仗图像，画面尚存一百多人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似为墓主生活场面。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史料。1号墓边箱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袜、手套、 香囊和巾、袱外， 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1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其发现证明绒类织物是我国最早发明创造的，从而否定了过去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号墓的遗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 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见汉代纺织品）。（见彩图）

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和两卷医简，均出自3号墓东边箱的长方形漆盒中。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出土时都已严重破损，经整理，知共有28件。其中除《周易》和《老子》二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这是我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见马王堆帛书）。

医书简两卷200支，一卷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讲的是养生之道，另一卷则为房中术。

马王堆汉墓的乐器，1号墓出土有二十五弦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瑟，还出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号墓除出土瑟、竽外，又有七弦琴和六孔箫。这些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12支一套的竽律管，分别标明汉初的律名，为探讨我国早期律制增添了物证。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共约500件，计1号墓184件，3号墓316件。这是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较好的一批。器类主要有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匜、奁、案、几和屏风等。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纻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一些漆器书有“轪侯家”、“君幸酒”、“君幸食”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不少漆器有“成市□”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见彩图）

此外，1号、3号两墓分别出土100多件木俑和30多个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

参考书目

湖南省博物馆、我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

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

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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