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ing-Qing yuqi
[外文]:Jad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我国明、清玉器渐趋脱离五代、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传统,形成了追求精雕细琢装饰美的艺术风格。同时,古玩商界为适应收藏、玩赏古玉器的社会风气,还大量制造了古色古香的伪赝古玉器。
明代(1368~1644)玉器明朝皇家用玉由御用监监制,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中亦有玉肆,最著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明初玉器出土和传世的均有佳作。1970年南京市北郊中央门南五华里明汪兴祖墓 (1371) 出土了玉带饰14块。碾琢隐起行龙,出没于祥云之中,碾工玲珑剔透,有鬼斧神工之妙。云龙的形象与布局均接近元代,玉带板数量不符合明制。1970年春到1971年初,山东邹县尚寨村鲁荒王朱檀墓(1389)出土了冕饰、玉带、玉佩、玉圭、玉砚、玉笔架、玉杯等玉器,表现了明宗室亲王生前和殉葬用玉的状况。其玉材光泽较强,碾工遒劲,磨工精润,不重细部,还保存着元代玉器的遗风。传世的青白玉镂空蟠龙带环和白玉龙首觿是永宣时期御用监所制,碾琢工整,形象细部交待明确,一丝不苟,与永乐雕漆、紫禁城内钦安殿白石栏板图案一脉相通,标志着洪武至永乐间明代玉器的特有格调已露端倪。
明中期玉器自成化至嘉靖中期(1456~1544)的玉器,多集中出土于南京、上海、江西等地。1977年5月于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东徐达五世孙徐俌墓(1517)出土的镂空芙蓉玉带板,雕琢稍粗,反映了勋臣家族用玉的情况。上海浦东海兴路典当弄陆深(1477~1544)墓于1969 年被盗,出土了白玉铁拐李、白玉蝶、玉鸡心佩、白玉带钩、镂空寿字玉、玉戒指、玉道冠、玉簪等,玉件小巧玲珑,代表了地主、富商等人用玉的品种和作工。传世的白玉蟠龙带板,共20块,符合明制。青玉斗杯图案别致,碾出一策杖老人在松下漫步,篆草书七言诗4行,有“梅道人戏作”款,是明人伪托梅道人之名而制。此器是仿古玉,有着浓厚的文人画风格。
明晚期玉器嘉靖中期至崇祯十七年(1545~1644),城市经济繁荣,玉器产量增加,苏州制玉业代表着全国玉器工艺的发展趋势。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载:“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今苏州)。”著名玉工陆子刚就出自苏州专诸巷。此期代表性的玉器有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玉带钩、玉碗、玉盂、玉壶、玉爵、玉圭、玉佩、玉带等,包括了死者生前御用玉器和死后的殉葬用玉。其中玉壶、玉爵等使用錾金或珠宝镶嵌工艺,更是绚丽多彩。这种金玉复合工艺本是古代固有的传统做法,但玉器上镶嵌宝石却首见于定陵玉器,其起源可能比这更早些。
当时古玉已成为古董(或称古玩),是具有高价的特殊商品。商人为了获取高利,便用劣质玉、掺色玉等廉价玉材制造了大批假古董,流传至今的有大量的玉壶、玉杯。在图案方面,当时符瑞吉祥的谐音题材甚为风行,这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图案,首先是为了祈福,其次才顾及到美。玉器造型装饰均极繁琐,且技艺低下,玉质不佳。粗制滥造是此期玉器的普遍现象。
清代(1616~1911)玉器以精细见长,可分为四个时期。
萧条期顺治、康熙年间逐渐淘汰了明末玉器粗制滥造和格调不雅的缺陷,出现了繁荣景象。但清初准噶尔部分裂势力猖獗,堵塞了和田玉的来路,阻碍了玉器工艺的正常发展,使康熙初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长达 115年间的玉器工艺处于萧条状态,产量很少,传世的玉器更为少见。1962年北京市德胜门外小西天康熙十四年(1675)索尼孙女黑舍里氏墓曾出土了30件(双)玉器,其中大部分是宋元明古玉,康熙朝玉甚少,反映了这一时期玉器工艺的萧条情况。但此墓出土的两件玉鸡心佩及传世的清初双婴耳玉杯,康熙时玉砚,雍正款玉杯、玉套环等器却表现出此期玉器精致典雅的特点。
昌盛期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五年(1760~1810)为清玉的昌盛期。乾隆二十四年平息了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次年新疆即开始贡玉,每年春秋两贡竟达2000千克玉石,为皇家玉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乾隆帝喜爱古玉和时作玉,当玉石来源解决之后,从苏州召募名工充实养心殿造办处玉作和如意馆,加紧赶制玉器,不久又向苏州、扬州、南京、杭州、天津、淮安、凤阳、九江等八处摊派玉器活计。所以,这时宫廷玉器充斥各个殿座。各主要大城市玉肆也逐步繁盛。玉器的用途更加广泛,可分为陈设、器皿、佩饰、册宝、祭器、偶像、文玩、用具、镶嵌等 9类。清代宫廷玉器代表了当时玉器工艺的较高水平,地方玉器虽不乏精品,但远不及宫廷玉器。
乾隆时期玉器现存数万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寿山、玉福海及大禹治水玉山。
玉寿山。即丹台春晓玉山,原名南山积翠玉山。玉山如屏,重峦叠嶂,瀑布倾泄,石室隐现,麋鹿悠游,二童采药而归,琢磨得胜似笔墨,表现了神仙所居的丹台妙境。该玉现存乐寿堂明内东侧。原玉器重1500千克,连铜座高138.5厘米,宽163厘米,厚99厘米,由院画家方琮和苏州名玉工邹景德画稿,经两淮盐政玉作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1777~1780)十月,用近四年时间完成。
玉福海。亦称云龙玉瓮。随玉料形状所制,近似扁方形,周身琢云龙纹,腹内光素,底镌弘历题诗,为朱永泰所镌。此玉现存乐寿堂明间西侧与玉寿山相对。原玉石重2500千克,连座高134.5厘米,宽135厘米,长60厘米,腹深34.5厘米,也是由两淮盐政玉作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1776~1780)十月,历时四年零四个月完成。
大禹治水玉山。全名“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玉山卓立如峰,表现出大禹指挥众人在崇山峻岭、悬崖绝壁上劈山凿石、疏通水害的情景。玉重一万零七百多市斤,高 244厘米,宽96厘米,嵌金丝烧古铜座,堪称“玉器之王”。养心殿造办处如意馆奉旨按宋人画“大禹治水图”设计玉山,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初十日画得正背左右四面纸样,由院画家贾全照图式在大玉上临画。后几经周折于当年闰五月七日将玉料、蜡样同时发到两淮盐政,碾琢完工后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十六日运京。玉山背面镌数百字御制诗文和玺文,由苏州刻字名工朱永泰篆刻。全部工期近10年。现仍在乐寿堂后间。
清代苏州玉器精致秀媚,扬州玉器豪放劲健,宫廷玉器集苏扬之大成,时作玉华丽典雅,仿古玉敦厚淳朴,成为清玉之楷模。乾隆时所称的痕都斯坦玉器是具有阿拉伯风格的莫卧儿王朝玉器,乾隆中晚期时已大量进入内廷,得到乾隆的喜爱,乾隆曾命工匠仿制,其风格波及北京、苏州、扬州等玉肆。
新疆维 族玉器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宫廷玉器和痕都斯坦玉器有所不同,虽属阿拉伯风格,但器形、纹饰均较单纯,光素器较多,不重磨工,稍显粗糙。叶尔羌玉工还仿制过宫廷玉器笔砚匣,嵌明代镂空铭文玉带板以做装饰。
衰微期嘉庆十六年(1811)始,新疆玉贡减半,道光元年(1821)时完全停止玉贡。于是,宫廷玉器日渐衰落,有时甚至停止碾制。地方大城市的玉肆,也因原料不足,逐渐衰落下来。建都于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天朝 ,曾设“玉器衙”专为王妃和天朝 制玉,如传世的太平天国天王玉玺和幼天王玉玺。天王玉玺,为和田青玉,长19.8厘米,宽19.8厘米,高 2.6厘米,连柄通高 9.3 厘米,重 3850克。印身略有收分,钮粗壮似柄,饰云凤纹,下有拱形孔,以便手握。玺文仿宋体,阳文。镌“天父上帝 恩和 辑睦 太平 玉玺 永定乾坤八位万岁救世幼主 天王洪日 天兄 主王舆笃真王贵福永锡天禄”共44字,是传世玉玺中印文最多的一件。玺文边栏上饰双凤戏莲,两侧各饰升龙戏珠,下饰海水江崖等图案,与清代龙凤图案形象的处理似有出入,具有民间色彩。碾磨较粗糙。幼天王玉玺为和田白玉,制于1864年。长21厘米,宽20.8厘米,高 3厘米,连柄通高11厘米,重6000克,钮粗壮如柄,饰云凤纹,下有长方形孔,便于手握。玺文仿宋体,阳文。镌“太平天国 皇上帝 带 幼主作主 明明 赫赫 天下太平万方来朝 天子万年 福禄寿喜 玉玺”共38字。碾磨亦较粗糙,边栏之饰基本上与天王玺同。
复甦期清玉后又开始复甦。和田玉虽顿减,却以岫岩玉代之,琢玉多面向民间。内廷玉作仅有工匠一人,形同虚设。帝后用玉均交苏州织造玉作琢治,或命粤海关采办,贡进内廷。北京的玉肆在几次战争中没有受到多大摧残,更有所发展,已成为全国较大的玉器产地。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六十寿辰时大学士福锟等人进贡的“玉石仙台”,代表了此时北京玉器简朴浑厚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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