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atong sixiang

“大同”是我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我国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诗经》中的《硕鼠》篇（产生于公元前 611年以前），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硕鼠》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新制度产生的分娩阵痛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这一时期大同思想的三种主要类型。

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社会生产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但存在若干独立的手工业，并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没有商业欺诈；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不存在专业的脑力劳动者，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农家的这种理想，实质上是农民小生产者对自己落后的经济地位的理想化。

人类分成许多互相隔绝的“小国”，每一个小国的人民都从事着极端落后的农业生产以维持生存，废弃文字，尽量不使用工具，人人满足于简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进；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即使对“鸡犬相闻”的“邻国”（实际上是邻村），也“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车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的幻想。

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礼记·礼运》），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诱人的力量。因此，它在我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的《礼运》篇中提出来的。《礼运》篇大概产生于秦汉之际或汉初，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帝国，正在雄心勃勃地为巩固封建 ，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而斗争，于是，它的某些思想代表人物就设计出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方案，为自己的事业描绘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

上述三种类型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后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基础，后代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大同类型，基本上都是属于农家类型的；一切在王朝更替、农民战争中受到损害，企图用“避世”来寻求解脱的人，都憧憬着道家类型的理想境界；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则往往为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

西汉中叶以后至清代第一次 战争前，我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停留在封建主义阶段，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因而儒家大同类型的理想，未再出现新的模式。农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东汉末期张鲁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典型。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则在东晋陶渊明（365/372/376～427）的《桃花源记》中形成了新的、最有影响的典型。

张鲁据有汉中后，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行人无偿取用。对部众的管理强调用说服教育方式，对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宽恕三次不改而后处罚。

陶渊明在文中幻想出一处同现实世界隔绝的人间乐土──桃源洞，那里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们永远处于和平、宁静和温饱的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对外部世界几百年来的王朝废兴、社会动乱都一无所闻，自秦末进洞以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在我国大同思想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此后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现实社会的苦难的人普遍地憧憬着“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间乐土的同义语。

1840年第一次 战争后，我国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

在我国近代，农家类型和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仍有所表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章太炎（1869～1936）的《五无论》分别是二者的典型。但是，在我国近代的大同理想中占主要地位的却是儒家的大同类型，它被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和国父的两种大同理想。

写了《大同书》，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国界消灭，全世界统一于一个“公 ”之下，没有战急。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 共和国制度，没有贵贱等级。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灭，不存在父权、夫权压迫。

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继续存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

和国父都对西方资本国家的垄断压迫、贫富分化、危机、失业等现象有所批评，但他们的大同理想基本上都还是对资本制度的理想化。 的现实主张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走上资本发展道路，因而对自己的大同理想不愿立即实行，主张经过缓慢的改良在遥远的未来使“君衔……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大同书》）。国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则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资产阶级 革命阶段就付诸实施，要求“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国父选集》）。

参考书目

赵靖：《大同思想的历史发展》，《我国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我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我国历代大同理想》，中华书局，北京，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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