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tushuguanshi

[外文]：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我国图书馆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由于不同的建馆目的、管理体制和人们利用图书馆程度的差别，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各种藏书处所和机构，近代属于社会文化机构的图书馆出现后，更有众多的类型。它们在历史上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我国文字起源很早，文字的创制为典籍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是具有严密文字规律的古代文字。公元前11～前 8世纪，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商、周王朝，已有担任文化事务的史官和宗教事务的卜、贞人。他们把占卜时间、占卜者姓名、占卜的结果等卜辞刻于甲骨上，形成早期的文献。《尚书》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都说明商代已有记录史事的典、册。既有文献，且有专门史官管理。史官对这些文献进行有目的的收集、积累、整理和储藏，是为古代典籍收藏的雏型。

西周至春秋时期，史官增多，有专司文件起草与发布，典籍管理与提供检阅利用的史官。史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各诸侯国亦有史官专门记言记事。官守其书。先秦文献记载有策府、天府、盟府以及室、周室、藏室等称呼，可能是分别收藏文献的处所，并由史官管理。史官对典籍产生、收藏、传播和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战国以前的这种藏书室就是我国图书馆的起源。

战国至清代末叶，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巩固，促进了官府藏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兴盛。写本书的盛行和印刷术的推广，学术文化的繁荣，促使私家藏书连绵不绝。宗教的传播，为佛寺、道观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书院的创立和发展，促成了书院藏书系统的建立。

秦汉的宫廷中都设置专门官吏管理图书典籍。秦末焚书，先秦图书遭受损失。汉初，宫廷中建造专门楼阁贮藏图籍，如天禄阁、麒麟阁、石渠阁。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宫廷藏书初具规模。西汉末，朝廷中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初步建立起宫廷藏书与官署藏书。刘向等整理官府藏书，使藏书制度逐步完善。西汉末，藏书散失，但东汉之兰台、东观仍为朝廷中重要藏书和校书的机构。恒帝延熹二年(159)朝廷设置秘书监，官府藏书开始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私家藏书在战国时出现，但当时藏书家不多，藏书数量不大。两汉私人得书较易，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又需要自备藏书，私家藏书逐步增多。宗室刘德、刘安和学者扬雄、马融、蔡邕都有藏书，有的达数千卷。

三国以后，图书以纸写本为主，书用纸卷写作，制作方法简便，利于流传，图书数量激增，从而全面促进各种藏书处所的建立。三国两晋间，于秘书省下设秘书监，主管艺文图籍和著述、编纂，官府藏书迅速发展。晋之东观、仁寿阁，南朝宋之聪明馆、齐之学士馆、梁之文德殿，以及北朝北齐之仁寿阁、文林阁，后周之麟趾殿，都富有藏书。秘书监官吏众多、 分工明确， 不断进行官府藏书的整理、编目，积累了历代著作并收集当时行世的重要著述，还利用藏书培养宗室子弟和新进士子，官府藏书成为朝廷重要文化学术机构。官吏和文士皆以藏书相尚，晋朝张华有书30乘(车)，连官府也向他借钞。梁朝沈约有书2万卷。梁朝任昉藏书万卷，多异本，可补官府藏书之不足。佛教藏书因佛教的流行和道教的兴盛得以发展，佛教寺院既是译经、传经之地，也是佛教典籍收藏之所。两晋、南北朝寺院林立，藏经甚多，梁代宫廷中有华林园藏佛典，编成《华林殿众经目录》，著录佛经3700卷。定林寺编成《定林寺经藏目录》。道教典籍在逐步积累中也形成专藏。但按道教教规，典籍一般不广泛流传，只秘藏道教宫、观中。南朝刘宋的崇虚馆通仙台、齐的兴世馆、梁的华阳上下馆、北朝北周的玄都观、通道观等都富有藏书。

隋唐是我国藏书事业发达的时期。隋唐图书编纂与著述的兴盛，文化学术的繁荣，促使公私藏书空前兴盛。隋代秘阁藏书各写若干副本，以书轴装璜不同颜 分等级，两京各有藏书多处，西京长安的嘉则殿、东都洛阳的观文殿，在藏书数量，书库装饰，管理秩序上都名噪一时。唐代官府藏书设置更多，如弘文馆、史馆、集贤书院，都是规模很大的藏书机构。各处均分设专门官员，由秘书省组织图书的收集、整理、抄录、入藏事务。唐代官府藏书在提供朝廷政事参考、编纂史书、校勘经典、培养宗室子弟与新选进士等工作中，都起过重大的作用。安史之乱，唐代官私藏书多有损失。唐末五代时，藏书又有继续发展。隋唐时期，私家藏书多集中京都等大城市及四川、江南等地，如李泌藏书称插架3 万轴。有些藏书家开馆供四方人士阅读。私家藏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隋唐时，宗教藏书更趋兴盛。唐时长安有大兴善寺，洛阳有上林园设立译场，翻译佛教经典。玄奘回国带回佛典，于长安大慈恩寺译经，长安大慈恩寺、弘福寺等都有大量佛典收藏，封建统治者采取统一译经、抄写，分送各地寺院收藏的办法，使全国各地寺院大量收藏佛典。佛教僧侣还编制佛经目录。道教典籍的积累和收藏在唐代最为丰富。官府组织编纂与抄录，分送各地宫观，逐步形成唐代道教的藏书体系。

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后，逐步推广于民间。五代以后，印本书兴盛。从宋代至清末，出现各种印刷方法，图书生产和流通趋向专业化，官刻、私刻、坊刻系统形成，是我国古代藏书体系走向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初在收集五代十国官府藏书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官府藏书体系。公元 978年，崇文院建成。崇文院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院、西廊为史馆书库，分经、史、子、集 4库。又抽取珍善藏本别建秘阁。宫廷中还建有太清楼、龙图阁、玉宸殿、四门殿等藏书处所。专藏历代皇帝御笔文集、真迹、书画。北宋末，藏书多有散失，南宋在临安(今杭州)建秘书省，收藏和整理图书，并有补写所从事书籍抄写。此外，各地诸州学也建阁藏书。辽道宗时，有乾元阁。金章宗时，有宏文院。元代统一我国后亦广事收罗，元文宗时，有艺林库，皆以书籍积累众多闻名。宋以后，私家藏书遍于各地。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皆以藏书辅助写作活动。如江正、李昉、宋敏求、王钦臣等。司马光藏书注意保护， 传为佳话。 李公择置书于庐山僧舍，可供众人阅读。蜀之晁公武，浙之陆游，闽之郑樵，江南之尤袤、陈振孙、周密等，皆是著名藏书家。由于藏书版本增多，数量剧增，私家藏书目录相继编制和流传，部分藏书家藏书公开，亦有利于文化交流与学术发展。和官府、私家藏书相互辉映的还有书院藏书。书院是宋元时兼有讲学、研究、进修诸种职能的文化教育机构。宋代如白鹿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嵩阳书院皆备有书籍，供学者和生徒使用。书院藏书的来源，有朝廷赐送、私人赠送、书院自行购置等。藏书有专门楼库收藏，并有专门人员管理。藏书利用甚为普遍，在各种藏书类型中别树一帜，特别在书院教学、著述和研究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辅助作用。

明清两代是古代藏书事业最为繁荣的时期。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收集元朝遗留图书，置于文渊阁。明成祖朱棣编纂《永乐大典》时，广泛利用文渊阁藏书。1407年，《永乐大典》编成，入藏于文渊阁，后迁至北京。明代中期，整理文渊阁书籍，并编制目录。嘉靖时还建造了皇史宬，建筑全部是石头结构，收藏皇帝事迹、实录、宝训、玉牒于金匮中，取“金匮石室”之意，至今无损。宫廷中亦设置多处藏书楼阁。此外，国子监等官署亦编书、印书、藏书。各地州县学亦积累藏书，成为地方性官府藏书。清立国后，除保留文渊阁藏书外，并建立了多处藏书楼阁。乾隆帝弘历在编成《四库全书》后，分别抄写 7部，并建楼收藏，其中江南三阁供士子借读，可视为公共藏书楼(见四库七阁)。此外，宫廷中有养心殿的“宛委别藏”，还有五经萃室、紫光阁、南薰殿、味腴书屋等处收藏图书。刻书处武英殿，官署的翰林院都有藏书，形成了庞大的官府藏书体系。1776年，设立文渊阁职官，有领阁事、直阁事、校理、校阅等官吏，直接管理整个官府藏书的工作。在近代频繁的战乱中，清代各处官府藏书楼，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四库七阁中的文宗、文汇、文源等阁彻底被焚毁。明清时期，私家藏书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明初，私家藏书继承元代私家藏书的遗风，并略有发展，如明宗室和诸大臣均富有藏书。明代中期后，江南藏书家唐顺之、王世贞、刘凤、钱谷、沈节甫、茅坤均名著一时，特别是嘉兴项元汴的天籁阁，鄞县(今浙江宁波市)范钦的天一阁均为较大藏书楼。万历以后赵琦美的脉望馆、毛晋的汲古阁、祁承的澹生堂和陈第的世善堂、徐的红雨楼等，在私家藏书中又属佼佼者。明末清初，江浙继起的藏书楼有钱谦益的绛云楼、黄虞稷的千顷堂、徐乾学的传是楼、曹溶的倦圃、朱彝尊的曝书亭，皆名重一时，尤以黄宗羲之续钞堂，其钞书目的和藏书利用为时人所称道。清乾嘉年间，学术研究的繁荣，促使私家藏书楼遍及各地，并出现嗜书成癖的收藏家，专收宋元版本的鉴赏家，从事书籍校勘整理的校雠家，黄丕烈、周仲涟、顾之逵、吴又恺被称为乾嘉四大藏书家。鲍廷博、卢文弨、顾广圻、孙星衍、张金吾等亦以藏书、校勘、刻书闻名于世。 战争以后，各地藏书之风仍然兴盛，如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被称为清末四大藏书楼。至于苏州潘氏宝礼堂、江阴缪氏艺风堂，以及海盐张元济、江安傅增湘、德化李盛铎、武进董康、长沙叶德辉、吴兴刘承干（见嘉业堂）等，都在藏书家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以后，各地书院继续发展，全国书院达1300 多所，书院由 控制，其作用由讲学发展而至考课。书院藏书不仅为山长教学所必需，而且可供生徒学 参考，故普遍建成藏书楼，藏书数量和管理方法更趋完善。清代书院更为发达，成为讲学、研究、著述兼备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文化机构。藏书来源更为多样，书籍内容广泛，藏书楼有专门管理人员，兼制定管理条例与规则，成为书院重要辅助部分。1901年，清廷诏令各省省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各府厅书院改设中学堂，州县书院改设小学堂。书院藏书成为各地中小学校图书馆藏书的重要来源。

19世纪中叶以后，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政治、经济的衰落，农民战争的冲击与外国资本势力的侵入，改变了延续2000年的封建文化传统。近代图书馆兴起于19世纪末叶，改良维新派人士首先倡导公共藏书楼的开设。1896年李端棻上书，请求于京师及十八省会设立大书楼(图书馆)，“许人入楼观书”(《请广学校折》)。1898年维新派梁先生等创设学会藏书楼，作为学会活动和会员研 西方政治学说的场所。各地成立的学会附设藏书楼，它们有明确的办理宗旨，有藏书和借阅制度，各种阅览活动吸引了广大读者，已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与此同时，新式学堂的设立，也促使专门图书馆开始出现。1904年，湖南、湖北开始出现正式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至 前夕，全国大部分行省均先后倡设省级公共图书馆，1908年倡设的省份有江苏、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等省；1909 年倡设的有安徽、浙江、河南、吉林、黑龙江、广东、云南、陕西等省；1910年倡设的有四川、甘肃、广西等省。实际上多数省份的图书馆至 后才正式开馆。1908年，清廷学部筹办京师图书馆。此外，在 前，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纷纷出现，包括私人图书馆，如1904年开办的绍兴古越藏书楼；学校附设图书馆，如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机关附设图书馆，如1906年建立的邮传部图书馆；在上海等地还出现了资本国家传教士设立的图书馆。1910年清廷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明确规定，“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子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

以后， 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12年，江翰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该馆由夏曾佑、周树人(鲁迅)等筹划奔走，藏书逐步充实。1928年，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次年，蔡元培任馆长。1934年，馆藏已达40万册，其读者服务与书目工作的开展，使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为国内藏书中心和书目工作中心。

1915年，北洋 颁布《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促进了各省市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的建设。据1916年教育部公报公布全国共有图书馆 260所，其中以独立图书馆命名的22所，以通俗图书馆命名的 238所。通俗图书馆发展最多的是河北、山东、河南、福建、浙江、湖北、湖南等省。

学校图书馆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 后，除原有的少数学校外，国立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建立颇多，它们都着手建立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在 负责馆务后，藏书内容和工作方法多有变革，1923年馆藏达18.4万册，为各校藏书最多者。清华学校1920年藏书量达 5.3万册。1919年后，这些学校图书馆分别延聘回国留学生担任馆职，重视新的科学技术书籍的收藏，制定新的管理条例与规定，采用科学分类法与编目条例，改变工作制度，方便读者利用，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中工作最富有生气、馆藏最为丰富、服务效果最显著的一部分。

1921年后，随着我国 党在工人集中的地区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的深入，出现了少数工人图书馆，如天津工人图书馆、唐山工人图书馆和南方工矿区工人俱乐部，这些工人图书馆收集通俗图书，目的在于增进工人知识、促进工人觉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工农运动 的湖南等地，还设立了农村图书馆。早期在我国 d人领导和影响下，曾出现少数进步图书馆，如 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湖南青年图书馆， 支持设在北京大学的"康敏尼特"图书馆。1921年，由上海进步青年筹办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以后由于我国 党的影响，逐步成为颇有成绩的图书馆。

1927年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除国立北平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外，南京 亦于1928年筹建中央图书馆，1936年正式开馆，1937年藏书达18万册。这一时期，全国各省市图书馆数量达到近代图书馆史上的较高峰，据第二次《民国教育年鉴》统计，1935年，全国各省单独设立的省市图书馆达34所，其中藏书量超过10万册以上的有14所，藏书最多的有浙江省立图书馆(32万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21万册)、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20万册);附设于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部达990所，其中浙江、山东、河北3省，每省均有100所以上。学校图书馆的发展也颇具规模，据第一次《民国教育年鉴》统计，1931年，全国公私立大学及学院73所，其附设图书馆共藏有图书 270万册，平均每校的图书馆藏有图书4.5万册，藏书量达20万册以上的有国立中山大学、私立燕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藏书10～20万册的学校图书馆有6所，5～10万册的有13所，接近5万册的有36所，藏书达1万册的有13所。全国专科以上学校30 所，其附设图书馆共藏有图书30万册，平均每校的图书馆藏有图书1万册，其中藏书最多的是福建法政专科学校和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专门图书馆的发展不平衡，大都集中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私人开办的图书馆中，如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1931年藏书量达50万册。上海私人开办的图书馆还有申报图书馆等。此外，研究机构图书馆中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最著名，国民 机关图书馆和其他社会团体图书馆也有一定规模。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作为教会图书馆，30年代藏书量达20万册。

1928年以后，在我国工农红军创建的江西苏区中 心瑞金等地，于1932年曾创办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以苏区 工作人员、红军官兵、工农群众为读者对象，积极从事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图书流通借阅工作。当时还有大量机关图书馆、学校图书馆，虽然藏书数量不多，工作水平有限，但他们的图书利用和服务效率很高。

在上海等大城市中，还创办了如蚂蚁图书馆、申报流通图书馆等进步文化团体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主要以宣传进步文化，加强读者指导，团结进步青年，扩大革命影响为宗旨，在上海学生、市民和部分职工中曾产生广泛的影响。

1937年，中华民族全面 开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沿海和内地大城市图书馆遭受重大损失。早在1932年，上海东方图书馆遭到日本空军的轰炸，藏书全毁于火。1937年后，天津南开大学、上海暨南大学、长沙湖南大学和浙江、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也遭受重大损失。东北、华北等地图书馆则全部被日军窃夺和控制，部分馆藏甚至被偷运至日本。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转运至内地。新办的国立西北图书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也只能以有限的经费来维持馆务。但是， 期间的国立图书馆在收集整理抗战文献、抢救部分藏书家散出的珍本秘籍，推动大后方地区图书馆事业方面也曾作出积极的贡献，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在1947年的馆藏和代保管的图书总计达115万册。 胜利后的1947年，全国28省、6市共有图书馆46所，统计有藏书的24个馆总藏量为 264:2万册，超过10万册的有11个馆，如浙江省立图书馆33万册，湖北省立图书馆30万册，台湾省立图书馆25万册。1947年，全国通俗图书馆716所，比战前略有减少，学校图书馆(包括国立和私立大学、 学院、 专科学校和中小学) 计有1492所，全国社团机关图书馆减少更多，以上数字说明近代图书馆在1937～1949年期间趋向于衰落。

1937年后，我国 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由于实行新 主义文化教育政策，开展广泛的文化教育活动，图书馆事业相应得到迅速发展。1937年5月，延安中山图书馆成立，此外还有鲁迅图书馆、绥德子洲图书馆，并成立 中央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机关院校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在 的艰苦环境下积极积聚藏书，加强图书流通工作，为 的总任务服务，取得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显著的工作成绩，他们的干部和工作经验，促进了 胜利后东北、山东等解放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为我国建立后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了物质和人员方面的准备。

1949年10月我国建立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见我国图书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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