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gdaici

清初诗人，类多能词，作者辈出，如王夫之、屈大均、龚鼎孳、宋琬、彭孙遹、尤侗、余怀、徐釚、曹贞吉等都有词集；而以吴伟业的《梅村诗余》、王士禛的《衍波词》传诵较广。吴、王两家词都与其诗风相近：吴氏绮丽，又时寓兴亡身世之感，〔贺新郎〕《病中有感》极为呜咽凄楚;王氏小令风韵秀发，略近他的绝句。曹贞吉词兼有幽丽、雄健两体，《四库全书》著录清初词集，独取其《珂雪词》，声气亦大。然而成就较大的，应推陈维崧。陈氏骈文为清初一大高手，有转移壇坫之概。其文词藻富丽，发而为词，才华横溢，倜傥豪迈，接近苏轼、辛弃疾。陈维崧，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名阳羡，世称其词为“阳羡派”。但清初的社会情况与南宋不同，而且文网严密，陈维崧不可能直接抒写和辛弃疾词一样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但也注意反映一些社会现实。其词多至1600余首，题材、笔法比较广阔多样。特别是他的〔贺新郎〕《纤夫词》，用词直接描写人民的具体苦难事件，打破词的传统题材和手法的限制;结尾的人物对话，暗效杜甫《三吏》、《三别》的神理，很有特点。〔蝶恋花〕《六月词》其四，写农民入城的情态，也颇别致。他的词有时倾泻过甚，但如《题钟山梅花图》的〔沁园春〕词，却不愧“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的评价。

至于当行出色，以“词人之词”著名的，首推纳兰性德，其次有顾贞观。纳兰性德词善以白描手法，直写性情，真挚动人，接近南唐李煜。所作以小令为多，亦以小令为最工，哀婉缠绵，感染力很强。他的〔长相思〕词写“夜深千帐灯”，〔菩萨蛮〕词写“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表现塞外风光，题材新颖，超越前人，尤为可贵。长调如〔金缕曲〕《赠梁汾》，一气直说，真切如话，结构浑融无迹，个性跃然纸上，是不可多得之作。顾贞观作品较佳的，是寄给谪戍在宁古塔的吴兆骞的〔金缕曲〕二首。它用词代替书信，别开生面；缠绵悱恻，字字皆血泪所成，风格感情，都与纳兰性德《赠梁汾》一词相似，故纳兰性德叹为：“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弹指词》自注）

与“阳羡派”词同时崛起的，有浙派词（亦称“浙西派”）。“浙派”的开山作家是秀水(今浙江嘉兴)朱彝尊。而秀水前辈词人曹溶著有《静场堂词》，家藏宋人遗集颇富，朱彝尊编选《词综》，多从其家假录，并常与唱酬，同以“崇尔雅，斥淫哇”为尚，可称“浙派”的先河。朱彝尊诗、文、词兼工，但在文坛的影响，却以词为较大。清初词人，出入唐五代和南北宋，各从所好，不拘一格;为了避免元明词的浮靡猥杂;朱专门提倡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词风。他自己说：“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所谓“恨”，有寄托沧桑之感的，也有属于艳情和其他的。在写作上，避滑避俗，用力淘洗，务归于醇雅，有独特的成就。其徒弟及浙人为词受有影响的，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人，大都以南宋姜、张及史达祖、王沂孙、蒋捷诸家为依归。然继起“浙派”词人成就较大的，要推钱塘（今浙江杭州）厉鹗。厉词内容较单薄，誉之者谓为：“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艺蘅馆词选》张徐紫珊语）幽淡有过于朱彝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时期，“浙派”在词坛上占统治地位。此派词存在的缺点是境界不够开阔，语言有时流于纤碎。谭献《箧中词》评“阳羡派”和“浙派”词的利病和影响说：“自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是符合事实的。

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出现了以张惠言（江苏常州人）、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取代“浙派”在词坛的地位。它的影响，历清中叶而直到近代，比“浙派”来得深远。“常州派”强调词的“比兴”作用和社会意义，以推尊词的地位，如张惠言说词要“意内而言外”，要“缘情造端，兴于微言”，发扬《诗》、《骚》的比兴之旨；周济说：词“非寄托不入”，词人要“见事多，识理透”，“诗有史，词亦有史”，说王沂孙词是“故国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体”，等等。他们为了要矫正“阳羡派”词的粗犷，“浙派”词的轻弱，提倡词要写得“深美闳约”（《词选序》），质实厚重。他们的理论，对清代和近代词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然而他们在创作上，最宗奉的词人是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周邦彦，又不免偏囿于“婉约”、秾艳的形式；他们评论古代词人的“比兴”之作，也多流于附会。张惠言、周济之外，这派作家还有张琦、董士锡，及作风相近的周之琦等。“常州派”词人，上无清初明室遗民之恨，下少接触到 战争以后的惊风骤雨，所以他们词中的“比兴”，主要还是个人生活和感受的曲折吐露，仍然缺少深广的社会意义；风格比较厚重，虽能做到“深美闳约”，但形式的绵密也掩盖不了内容的空虚。他们对词的艺术有新的认识和尝试，有新的成就，但却挖掘不到更多的新意境。这是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得他们在创作实践上的贡献，不能充分地体现他们的理论要求。倒是 战争之后，在时代起了大变化的情况下，有些继承他们的创作倾向的词人，作品的内容和寄托却较他们丰富。这类词人，可以谭献、庄棫、王鹏运、朱孝臧等为代表，他们可以说是“常州派”的余波后劲。

当“常州派”主盟词坛的时期，有不为此派风气所囿，自为 哀艳、接近纳兰性德的项鸿祚（后改名庭纪）的《忆云词》；自为疏隽秀雅，接近“浙派”的郭的《灵芬馆词》，也各有其特色。谭献曾推纳兰性德、项鸿祚与近代的蒋春霖，为词中“三鼎足”(《箧中词》)。而龚自珍本其为文为诗的新奇瑰丽的思想文采，以为词“绵丽飞扬”（谭献《复堂日记》）“能为飞仙、剑客之语”（《箧中词》），不囿声律，不拘宗派，更为自具面目。凡此均表现了他们愤时疾俗、厌旧迎新的精神。

综观清词的显著成就，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作者多。清词总集，旧有王昶的《国朝词综》，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等。今人陈乃乾编《清名家词》初编已刊印著名词人的专集 100种；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入选的词人有3196人。词人之多，大大超过前代。更重要的，不仅词人数量多，而且作品确有较高质量的也不少。第二，立论高。“常州派”在词的创作和批评方面的理论都是眼界较高的，较诸前代有发展。其他清代词人的论词文章或词话，也不乏独到之言。这对于近代几部精采的词话的出现，有直接的影响。词的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对清词的创作有促进作用;一方面也是在清词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作出的经验体会的总结。第三，功夫细。清代词人，无论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博参约取，用功细密；不以模拟为满足，力求出新变化，有所创造。他们在词的意境上受到种种局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艺术技巧方面的细微功夫，在词的发展史上，不愧是后来居上的。

近人梁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以为清代诗文皆趋衰落，独词“驾元明而上”；朱孝臧以为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词钞序》引)。梁氏论清代诗文，朱氏高估清词，都有偏颇之处；但他们认为清词超过元明两代，却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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