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yinran zhiwu

[外文]：Painted and Dyed Textiles in Ancient China

我国古代经涂染或敷印带有单色或多色花纹的纺织物。我国的纺织印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已经知道染色，遗址中曾发现红色矿物颜料(赤铁矿粉末)。夏代至战国期间，矿物颜料品种增多，植物染料也逐渐出现，染色和画绘已用于生产多色织物。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粘附在铜器上的丝织品，用朱砂涂染的有 9例。周代设置有专职染匠，秦汉时设有平准令，主管官营染色手工业的炼染生产，而且已掌握媒染还原染色和复色套染等技术，还用化学方法炼制银硃、胡粉作颜料，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化学颜料。隋唐时设有织染署，植物染料得到普遍应用。两宋官营炼染机构因军需进一步扩充。明初开始使用猪胰精练布帛，这是我国最早利用生物酶的实例。清代设有织染局，江南还设有靛蓝所，印染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我国古代染色技术分线染(染线)和匹染(染布)两类，但它们都用平染(染成一种颜色)和花染两种方法。花染是使用某种方法使丝线、纱线或布帛的某些局部发生排染作用而留出花纹。花染的最简便的方法是绞缬 (亦称扎染或撮晕缬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西凉墓曾出土建元二年(344)的绛地小方块纹绞缬绢，制作方法是先在绢上定好花位，用针挑起花位处按十字形折叠，并用线将它捆扎两圈，花位全部扎好后，经浸染、晾干、拆除结线而成。新疆阿斯塔那北区117号墓曾出土1件棕色菱格纹缬绢，是先将素绢叠折成条，再以针线按反向斜角来回缝刺，抽紧线结，水浸后染色而成。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一件唐代的广东锦，是先扎经绞染成花然后上机织造的线染织物。此种线染技术，现在新疆和田生产的和田绸和海南省黎族生产的染经棉布，都在继续沿用。

我国古代广泛使用的另一种花染方法是蜡染，以蜜蜡、虫蜡、松蜡或树胶与脂肪的混合物在布帛上画花，然后在常温染液中浸染上色。染后将蜡、脂煮洗脱除，即显出花纹，我国出土最早的蜡染织物是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东汉合葬墓发现的两块蜡染蓝地白花棉布，一块上有圈点、锯齿纹花边和米字网格纹，另一块纹样结构新颖，纹样用矩形划分装饰区，中央的大矩形似佛像(已残)，四周为装饰边，右面的装饰区为小方格的装饰带，再靠外为一排饰有人物的方块形画面，仅存底角一半身裸女像，大矩形的底边有一条长龙和小鸟及兽纹的宽装饰带。类似的蓝白染花棉布，1984年在新疆和田洛浦县山普拉汉墓也曾发现。南北朝时期，蜡染技术也在毛织品上应用。唐代用蜡染绢作成的屏风，气魄宏大。日本正仓院保存的树木象羊蜡染屏风，主题纹样简练生动，造形丰腴，配景细腻。蜡染丝绸也可用来作服装或其他生活实用品。

绞缬和蜡染都不用花版，属于染花工艺。采用花版的工艺称为印花工艺。1979年在江西贵溪仙岩一带的春秋战国时期崖墓出土了一件用印花版印花的双面印花苎麻布。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 1号西汉墓发现了用凸纹版印制藤蔓，然后用毛笔彩绘蓓蕾花穗叶片的印花敷彩纱绵袍以及用三套色型版印制的金银泥印花纱。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印花绢，有的是用三套色型版印制的，还有阴阳合模的轧纹印花。至北朝，又发现用两块花纹相同的漏版对合，中间夹以对褶白布帛，于花纹漏孔注入染液或防染浆料，印成对称状的花纹，称为夹缬。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北朝墓出土的龟背朵花纹蓝白花布，吐鲁番唐墓出土的狩猎纹绢，都是用夹缬法染制的。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代夹缬屏风，尤其著名。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许多花式新颖的印花绢纹样，均为花与花相互隔离的清地散点式排列，有些小圆圈花样的内外圈仅一线之隔，反映出薄型印花版的特征，表明唐代已有可能采用油绢或纸张等薄型材料来刻制花版印花。据分析，唐代印花纱绢只有少数是直接印花的，许多是用强碱性防染浆料印花。其所用浆料可能为草木灰或石灰等混合液与糊料配制而成，印花后，花纹处丝胶被强碱剂溶解，丝束呈散开状而有光泽。

南宋时，嘉定安亭镇归姓者用灰药印“药斑布”，到明代松江一带称为“浇花布”，就是用石灰与豆粉的混合浆通过漏花版刮印于棉布上，曝晒干透后入靛缸浸染，干后以刀刮去灰粉而显现花纹。此法在民间广泛流传，就是后来的“蓝印花布”。也有用毛刷蘸水色通过漏版在布帛上刷印五彩花纹的，称之为“刷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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