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chunqiu zhanguo shiqi jiaoyu

这一时期(公元前770～前221)是我国奴隶制社会解体和封建制社会形成的时代。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进入官学衰废，私学兴起的新时期。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的官学已经形同虚设，昔日庄严神圣的官学出现了学生无心读书，整天游荡嬉戏的局面。这是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日趋没落的反映。到了春秋时期，连虚设的官学也几乎不存在了。古史资料关于春秋时期官学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条是《诗·鲁颂·泮水》中曾提到鲁僖公立“泮宫”；另一条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传记说郑子产“不毁乡校”。当时有些诸侯公开地说:“可以无学，无学不害。”(《左传·昭公十八年》)这不仅是因为奴隶主贵族不可能再垄断学校；同时，也是由于奴隶主贵族学校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因而官学必然地要衰废。春秋中期以后，诸侯国势力的强大，迫使周天子失去了“共主”的地位，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中逐步取得了 ，这些是奴隶制官学衰废的历史背景；而“士”的出现，则是私学兴起，造成“文化下移”的社会基础。

“士”，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中有文士、武士，也有能文能武之士。士最初是从奴隶主贵族游离出来的，有一些是属于平民阶级，也有一些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以及获得解放的奴隶上升为士的。周平王东迁时，王宫里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周王室在公元前 675年、前635年和前516年，先后发生了争王位事件。世代掌管周史的司马氏流落到晋国，以后又分散到卫、赵、秦诸国。还有一部分文化官吏和百工，带着宫廷的典籍逃亡到楚国。《论语·微子》记载了周天 廷中掌管礼乐的官吏纷纷出走的情况：大乐师挚到齐国，二乐师干去楚国，三乐师缭到蔡国，四乐师缺去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附近，少师阳和击磬的襄移居于海边。这些文化官吏由于失去了世袭的职守，流落于社会之后，成了历史上第一批专靠出卖知识糊口的士。据有的人分析，其中有些人可能作了私学的教师。

在社会阶级关系不断分化集结的过程中，士阶层有了新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或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争先“招贤纳士”。当时，士在行动上有较大的自由，“士无定主”，因而成了统治者竞相争取的对象。春秋初期，出现了“养士”之风，如《国语·齐语》中说，齐桓公养游士80人；“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到了战国时期，“养士”之风就更为盛行，诸侯国君，如秦穆公、 魏文侯、齐威王、 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都一度为士众所归。尤其是齐威王和宣王建筑了高门大屋的稷下学宫，“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史记·田齐世家》中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士阶层中有些人抱残守缺，墨守成训，有些人则转变成为批判旧奴隶制、批判旧文化的思想先驱。士阶层产生、发展和分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产生、发展的过程。

从春秋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形势及士阶层形成的历史来看，有人认为私学在春秋初期就应该产生了，然而尚无确凿的史料证明。但春秋中期已经有了私学，是可以肯定的。《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了郑国邓析办私学的事迹。邓析私学不讲诗书礼乐这套旧课程，讲的是自著的《竹刑》，专门教人打官司“学讼”；《列子·仲尼》中，记有郑国伯丰子也和邓析同时开办私学。这些都是在孔子私学之前。鲁国少正卯和孔子同时在鲁国办私学，传说少正卯的私学名声也很大，曾把孔子私学的学生吸引过去，几乎使孔子私学垮台。到了春秋末期，私学日愈兴盛。儒墨两家的私学，是当时的“显学”。

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教育上影响都较大的一个学派，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丘、孟轲、荀况等。

孔子大约在30岁时，开始讲学，创办了儒家学派的第一所私学。颜渊、曾点、季路等就是他最早的学生。孔子平时在曲阜城北的学舍讲学，出外游历时，徒弟们也紧相随。孔子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声，徒弟也就越来越多，孔子私学成了规模很大的教学团体。孔子开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地区、不分贵族与平民，都可以入学。孔子私学的学生主要是由平民所组成的，据近人考证，孔子学生真正来自贵族的，只有南宫敬叔、司马牛和孟懿子等少数几人。孔子私学教育的对象从贵族推广到平民，适应了当时士阶层的兴起，顺应了文化下移的历史潮流，这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孔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培养从政的人才。“学而优则仕”包涵着这样的意思，即不学，或者虽学而不优，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用它来补充世袭制，这一点对于奴隶制传统是有所突破的，对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私学，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这是儒家私学有别于墨家、法家私学的基本特征。孔子私学里主要的科目是“诗、书、礼、乐”，目的在于灌输奴隶主阶级的政治、道德思想，是为了“复礼”。但是，孔子私学所传授的也不都是宣扬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其中一部分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以及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奴隶主贵族的反抗、控诉的材料。例如：《尚书》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据清代顾栎高的《毛诗类释》中的统计，《诗经》讲到的动植物达 334种，而且记录了大量关于动植物的形态、物性、栽培和饲养的方法。孔子通过办私学，把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六艺推广到平民中去。孔子私学里，要求学生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而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而且积累了不少经验。首先是重视树立学生的道德信念，并予以感情的陶冶与意志锻炼，使之成为自觉的行为 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道德教育的客观规律的。在春秋末期，孔子私学的规模较大，存在了40多年，徒弟3000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这是其他学派的私学所不及的。它在学术思想上的贡献和影响，也是当时没有哪一家私学可以相比的（见孔丘）。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在教育上影响较大的是孟子私学和荀子私学。他们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学说。

战国中期有很大影响的学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明人伦”。孟子私学特别重视人的内在能力的培养，主张发挥人天生的善性。把教育看作是人心内发的作用。这种理论是神秘主义的，但触及了制约教育的内在发展规律。孟子私学的这些理论和经验，成了后世儒家教育的经典（见孟轲）。

战国末期集大成的学派。荀子15岁时，到稷下学 ，后来又在这里长期执教，曾三次被尊为稷下学宫的“祭酒”，成为资望较高的“老师”。荀子打破了“儒西行不到秦”的惯例，带着学生到秦国访问。他晚年到了楚国，春申君派他当了兰陵令，后来留居兰陵，讲学著书。荀子私学恰与孟子私学相反，把教育看作是“外砾”、后天的过程。所以强调“化性起伪”。荀子私学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因而在儒家经典的传授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西汉的许多经学 ，在学术思想上大多是渊源于荀子学派。荀子私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教师有绝对权威，因而能够培育出像李斯、韩非这样在当时属于第一流的政治家和理论家（见荀况）。

它在春秋末及战国时期和儒家私学并称为“显学”。墨家学派成员多数来自社会的下层，有些人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墨家创始人墨子，早年受过儒家教育，做过宋国的大夫。他北至齐，西使卫，两次到过楚国。所到之处，都有学生随行。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三派：相里氏、相夫氏和邓陵氏。南方、北方，以及西方的秦国都有墨家私学徒弟的踪迹。墨家私学是个严格而有纪律的政治团体和学派。“墨子之门多勇士”（陆贾：《新语》），“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家私学可以派学生去做官，但不能违背墨家“兼爱”、“非攻”的宗旨，否则随时将学生召回。墨家私学要求学生具有刻苦、耐劳、服从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庄子对此极为赞赏，他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反对派孟子也不得不承认墨家私学"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的精神。墨家私学里，生产劳动、科技知识是主要科目，并且要求学生参加实际的生产劳动（见墨家教育思想）。

道家私学主要有两派：一派集中在齐国稷下，称为稷下黄老学派，以宋钘、尹文、接予、环渊等为代表。另一派是以庄子为代表。他们都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老子》（即《道德经》）一书（见图），有人认为可能就是环渊在稷下讲学时写成的。稷下黄老学派的学说经过荀子、韩非改造后，向唯物论方向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则把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思想引向极端。 庄子说:“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庄子·骈拇》）。他认为教育是桎梏人性的，应该取消。庄子消极、颓废的思想，对魏晋时期的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见道家教育思想）。

法家学派的产生，与子夏有关。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在西河讲学，徒弟三百多人，李悝、吴起、魏文侯等都是他的学生。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商鞅，就是李悝的学生。商鞅提倡“耕战”，非议“诗书”，排斥“礼乐”，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以官吏“为天下师”，“学读法令”。韩非发展了这些思想，提出了“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法家学派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取消了学校教育，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它是不可取的（见法家教育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私学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旧传统，学校从宫廷移到民间，教育对象由贵族扩大到平民，教师可以随处讲学，学生可以自由择师，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有了较广泛的联系。由于各家各派相互抗衡，又相互补充，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这既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同时又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各家各派的 辈出。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见彩图)

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大贡献，还在于教育理论上的成就，尤其是儒家在教育理论上的贡献。儒家后学，总结了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撰写了《学记》、《大学》、《中庸》，阐述了教育的作用、学制的体系、道德教育体系、教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等方面的理论，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自成体系的教育著作，奠定了我国古代教育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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