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yu yuyin

[外文]：Chinese phonetics

研究汉语语音系统及其结构规律的学科。

汉语语音的特点是音节结构简单，音节界限分明，声调是音节的重要组成成分。

汉语的音节结构有很强的规律性。元音是一般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音节内部最多可以连续出现3个元音（如iao、uai）。辅音主要处在元音的前面，即音节的开头；只有少数辅音可以处在元音的后面，即音节的末尾。处在元音前后的辅音一般只能有一个，在汉语中，不存在sk、fl、str之类的辅音丛。

我国传统把一个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 3部分。声母指处在音节开头的辅音，如dá(答)、kǒu（口）、b╣n （班）、liào（料）、suàn（算）中的d-、k-、b-、l-、s-就都是声母;音节的开头如果没有声母，就是零声母音节，如àn（暗）、ōu（欧）。韵母指音节中声母后面的成分，可以只是一个元音，如ɡū（姑）里的-u，也可以是元音的组合或元音和辅音的组合， 如ɡu╣(瓜)里的-ua或ɡu╣n（关）里的-uan。韵母可以进一步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3部分。韵头和韵腹都是元音，韵尾也可以是辅音。韵腹是一个韵母不可缺少的成分，如t╣(他)、hu╣（花）、di╣o（雕）、ku╣n（宽），都有韵腹，可是韵头u、i和韵尾o、n就不是每个音节所必须具备的。声调指整个音节的高低升降，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音节的高低升降具有辨义作用，如f╣n(翻)、fán(烦)、f╤n（反）、fàn(饭)以及多音词tóng zhì（同志）、tōngzhī（通知），都是凭声调的不同来区别意义。

把汉语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3部分，能很好地反映出汉语语音的特点，便于说明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情况和目前汉语各方言之间语音结构的关系。这种分析方法已经被公认为分析汉语语音最方便有效的方法。

汉语的声母和韵母的内部都有很强的系统性。例如，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表”和“韵母表”列出了普通话的21个声母和35个韵母，这21个声母和35个韵母是相当整齐有系统的。21个声母可以排列成(方括号内是国际音标宽式注音，下同):横行各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竖行各声母的发音方法相同或相近，21个声母形成相当整齐有系统的局面。35个韵母则可以排列成：从竖行看，═行韵母都没有韵头，[i]行韵母的韵头或韵腹都是[i]，[u]行韵母的韵头或韵腹都是[u]，[y]行韵母的韵头或韵腹都是[y]。传统称═行韵母为“开口呼”，[i]行韵母为“齐齿呼”，[u]行韵母为“合口呼”，[y]行韵母为“撮口呼”。表中的35个韵母相当整齐地分配在这“开、齐、合、撮”四呼中([u媅嬜]前面不能有声母，[u嬜]前面一定要有声母。汉语拼音方案为了书写清楚方便，把[u嬜]写成 ong，把[y嬜]写成iong，这两个韵母在汉语拼音方案韵母表中的位置也相应地有所改变)。从横行看，上4行韵母都没有韵尾，中4行韵母都有元音韵尾[-i]或[-u]，下4行韵母都有鼻音韵尾[-n]或[-嬜]，也是相当整齐有系统的。

除声母和韵母内部的系统性外，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之间还有相当严谨的配合规律。例如，普通话的声母g、k 、h只能同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配合成g╣i(该)、kè(客)、huán（环）等等，不能同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配合; j、q、x恰恰相反，只能同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配合成jī（鸡）、qián（前）、xuě（雪）等，不能同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配合。

汉语声调的数目比声母和韵母少得多，普通话只有4个声调，根据传统名称，分别称为：

阴平：— [55]，如“妈、灰、妻”

阳平：怚 [35]，如“麻、回、奇”

上声：ˇ[214]，如“马、悔、起”

去声：惽 [51]，如“骂、会、器”

汉语许多方言还有所谓轻声音节，这种音节读得短而轻，没有明显的高低升降的变化。例如普通话fángzi（房子）、dōngxi（东西）、zǒule（走了），第2个音节都要读轻声。

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连在一起时，音节的高低升降往往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连读变调”。例如，普通话两个上声音节连读时，前一个要变读成阳平，yǒujǐng(有井)和yóujǐng(油井)变成了同音。汉语各方言的连读变调现象相当复杂，各有各的特点，苏州话的连读变调就比普通话复杂得多，几乎每一个声调都存在连读变调现象，而且变调发生在后一个音节，例如，苏州话两个阴平音节连读时，后一个阴平调值要由原来的高而平[喰44]变成低而降[亅21]，“东风”[to嬜44fo嬜44]要变读成[to嬜44fo嬜21]。

儿化韵也是汉语语音中很常见的现象。当“儿”音节处在其他音节之后时，往往和前面音节的韵母合并成为儿化韵，例如普通话“花儿”由hu╣'er合并成hu╣r。韵母儿化以后声音有时发生较大的变化，有些韵母在儿化以后变成了同音，普通话“（小）罐儿”的 guàn'er合并成 guànr以后，韵尾-n就不再发音，变得和“（小）褂儿”的guàr声音相同了。汉语许多方言都有儿化现象，但儿化的情况和程度不尽相同。浙江一些方言“儿”音节读[n]或[嬜]，儿化韵就是在原韵母之后加上[n]或[嬜]，例如浙江义乌“鸡”[慯i]儿化成“（小）鸡儿”，就读成[慯i:n]了。

汉语各方言虽然语音分歧相当大，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方言之间的语音分歧主要表现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数目和内容不同。例如苏州话有26个声母（不包括零声母，下同），45个韵母，7个声调；福州话有15个声母，43个韵母，7个声调；广州话有20个声母，53个韵母，9个声调；南昌话有19个声母，65个韵母，6个声调；烟台话有21个声母，37个韵母，3个声调。数目不同，内容自然不一样；数目相同，内容也不一定完全一致。例如烟台话有21个声母，和普通话相同，但烟台话并没有普通话zh、ch、sh、r这4个声母，而是另有4个普通话没有的声母。各方言的声调数目一般都在3～9个之间，同一个声调在不同方言里实际读音高低升降的差别往往非常明显，成为分辨方音时很重要的标志。

虽然汉语各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各有自己的特点，但相互之间存在着相当有系统的对应关系。有的对应关系很简单，例如广州话有[-m]、[-n]、[-嬜]三套鼻音韵尾，普通话和许多方言都只有[-n]和[-嬜]两套，广州话的[-m]、[-n]两套韵尾和这些方言[-n]一套韵尾对应，即广州话的[-m]在这些方言也读[-n](广州话“贪”[t嶉am] 和“滩”[t嶉an]普通话都读tan)。大部分对应关系都比较复杂，往往是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面相互制约。例如，绝大多数方言都有[p]、[p‘]和[t]、[t嶉]这两套清塞音声母，苏州话还另有浊塞音声母[b]和[d]同这两套清塞音声母相配。这两个声母是许多方言都没有的，苏州话声母读成[b]和[d]的音节在这些方言里或是读不送气的[p]和[t]，或是读送气的[p‘]和[t嶉]，要受到声调的制约。苏州话“平、病”声母都是 [b]，“图、杜”声母都是[d]，这些方言“平”和“图”读送气的[p‘]和[t嶉]，都是阳平声，“病”和“杜”读不送气的[p]和[t]，都是去声，声调不同，声母的对应关系也不一样。由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面相互制约，有些对应关系形成相当错综复杂的局面，必须对两种方言的语音系统都有较全面的了解，才能进行比较，弄清它们之间的各种对应关系。

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主要存在于语音分歧较大的方言之间。就大多数汉语方言来说，是具有相当大的语音一致性的。大致说来，除长江以南沿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各省和湖南、江西一带以外，其他地区所说的汉语方言语音都比较接近， 都属于所谓“官话”区。从长江以北向北直到我国北部边疆，向西南延伸到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一带，面积达 700多万平方公里，在这广大的区域内，有 7亿以上说汉语的人，说的都是这种“官话”。如此众多的人口，可以听懂或大致听懂相互之间的方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广大的官话区域内，北京话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从元代开始，北京就成为全国的首都，800年来，始终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除当地居民外，北京一直居住着大量的各民族和各地区来的人，对传播北京话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京话也就逐步成为官话区的核心，对全国各地发生影响。北京语音很早就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区的人学 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音标准。

古人讲话的声音不可能保留到今天，研究语音的历史发展，只能依靠古代的文字材料。汉字本身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语音信息，古代诗歌的用韵和中古以后出现的各种韵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音资料，从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中更可以看出汉语语音演变的种种线索。此外，古代的音译词以及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也都能帮助人们了解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情况，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没有真正展开。

对汉语语音历史的研究传统称为“音韵学”，有悠久的历史。一般把汉语语音的发展分为 4个时期：

（1）上古音时期──先秦至魏晋（约公元前10～公元 5世纪）；

（2）中古音时期──南北朝至唐宋（5～13世纪）；

（3）近古音时期──元代和明代（13～17世纪）；

（4）现代音时期──清代至现代（17～20世纪）。对各时期的起迄时代目前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前后相差并不很大。每个时期都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一个时期内自然还有不同阶段的变化，各时期的方言分歧情况目前也了解很少，因此，研究古代各时期的语音，一般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语音资料作为各时期语音系统的代表，然后旁及其他材料。

从上古音到现代音的2000多年时间内，汉语语音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即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3部分，韵母又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2000多年来汉语语音的演变主要是声母、韵母和声调内部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现代方言中有时还能反映出来，例如上古音和中古音都有鼻音韵尾[-m]，到现代还保留在广州话和其他一些方言里。

一般以《诗经》韵脚和谐声字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诗经》并非一时一地的作品，谐声字是用声旁表音的字（如“途、除、徐、叙、斜”都用声旁“余”表音），来源更要复杂一些，但这两种材料反映的语音系统是相当一致的。上古音距今已逾千年，语音资料也较零散，目前只能推测出上古音系的基本轮廓，对其中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古声母共有30个左右。其中[p]、 [p‘]、 [m]、 [t]、[t嶉]、[n]、[l]、[k]、[k‘]、[嬜]、[x]、[堭]、[堭‘]、[s]是从上古直到现代绝大多数方言都存在的声母，表现了汉语声母的历史继承性。上古浊塞音声母 [b]、[d]、[ɡ]和浊塞擦音[扷]也还保留在现代一些方言里，其余十几个声母的性质则各家说法很不一致。上古很可能还存在 [kl]、[pl]之类的复辅音声母，例如在谐声字中，舌根音声母[k]、[k‘]往往和边音声母[l]互谐，“各”既可以作“格、阁、客”的声符，也可以作“洛、路、略”的声符，这些字很可能原来都是由[kl]之类的复辅音演变来的。对上古音是否有复辅音以及有多少复辅音，目前还有种种不同看法。

根据《诗经》用韵和谐声字的情况，传统把上古韵母分为若干韵部，用一个汉字来代表，如“之部、幽部”等等，上古韵部共有30个左右。同韵部的字只是韵腹和韵尾相同，韵头可以不同，因此每个韵部实际不只包含一个韵母。根据韵尾的不同可以把上古韵部分为阴、阳、入3大类:有鼻音韵尾[-m]、[-n]、[-嬜]的是阳声韵，有清塞音韵尾[-p]、[-t]、[-k]的是入声韵，其余的都属于阴声韵。如果韵腹相同，阴阳入 3类往往可以相互押韵或谐声，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三章》“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中，“来”和“赠”押韵，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在上古韵腹相同，都是 [媅]，只是“来”属于阴声韵，“赠”则属于有鼻音韵尾[-嬜]的阳声韵，这种押韵现象传统称为“阴阳对转”。

大多数上古韵母的读音和现代相去甚远，和中古也有很大区别。例如“姑”现代韵母是 [u]，中古相同或近似，上古时韵母则可能是[a];“台”现代韵母是[ai]，中古也是类似的复元音，上古时韵母则可能是[媅] 。也有一些韵母如[an]、[媅n]、[a嬜]、[媅嬜]等从上古经中古到现代变化不大，象“班” [pan]和“登”[t媅嬜] 等字的读音2000多年来并没有显著的改变，但这类字究竟是少数。目前对上古音韵头的多少、韵部的分合以及阴声韵是否也有辅音韵尾等问题有种种不同看法，还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现存的上古音语音资料不能系统地反映出上古声调情况，历来对上古声调的看法分歧也较大。目前较有影响的有3种意见：

（1）上古和中古一样，分为“平、上、去、入”四声；

（2）上古没有去声；

（3）上古只有平声和入声，但各分长短两种。近年来从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中又产生一种新意见，认为汉语在远古时期可能并没有声调的分别，声调是远古时期不同的韵尾辅音脱落或保存才逐渐产生的。

一般以隋唐时期盛行的韵书《切韵》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魏晋南北朝是从上古音向中古音转变的时期，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了许多供作诗押韵用的韵书，对当时的语音系统做了一定的分析和归纳，隋代陆法言集各家之大成，于 601年编成《切韵》一书。《切韵》的原本和它以前的韵书今已佚，现存的《切韵》都是后人的增订本，而且大多是残卷。目前流传最广的完整增订本是宋代陈彭年等编的《大宋重修广韵》，《广韵》对《切韵》的增订主要在字数和释义，对《切韵》的语音系统并没有重大的改动，现在研究《切韵》音系一般就都以《广韵》为主要依据。《广韵》把当时的语音系统分析归纳为四声、206 韵，每韵内又根据声母的不同分为若干小韵，这个语音系统是否代表当时一时一地之音，目前尚无定论，但它能分门别类详细列举出隋唐时期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情况，是研究中古音最重要的语音资料。

《切韵》并没有系统地列出它的声母系统，根据后人分析归纳，大体上是和传统的三十六字母相当的。三十六字母可能起源于唐末，到宋代经过不断补充修订，基本上能代表当时的声母系统。每个字母用一个汉字来代表，至于它们的实际读音，经过多年研究，目前已大致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为了便于说明中古的声母系统，目前一般仍沿用三十六字母的名称，例如，用“帮、滂、並、明”代表中古声母[p]、[p‘]、[b]、[m]，用“端、透、定、泥”代表中古声母[t]、[t嶉]、[d]、[n]等。上古声母有相当一部分仍保存在中古音中，但大都经过了较为复杂的分化或合并的过程，并不完全是一对一的关系。

《切韵》把不同声调的韵母算作不同的韵，每个韵用一个汉字来代表，例如“东韵”、“江韵”、“鱼韵”、“真韵”等。在计算中古韵母时，如果只是声调不同，就只能算是一个韵母，例如“之韵”、“止韵”和“志韵”的分别只在声调，实际上只是一个韵母。《切韵》共列出193个韵，《广韵》增订为206韵，除去声调的分别不计，只有90多个韵。当时的分类不大重视韵头的作用，有时把不同韵头的韵母合并成一个韵，例如，“删韵”就包括开口呼和合口呼两类韵母，可是“寒韵”和“桓韵”又根据开口呼和合口呼的不同分成两韵。如果把该分开的韵母都分列出来，实际上共有150多个不同的韵母，这说明《切韵》所记录的韵母系统是相当复杂的。

中古音的韵头只有 [i-]和 [u-]，但隋唐时期韵头[i-]可能还分为长短两类，这样就有了三种不同的韵头。中古音的韵腹元音非常丰富，这是中古韵母多达150多个的主要原因。近几十年对中古韵腹元音的实际读音做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和推测，其中大部分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中古音的韵尾继承了上古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的分别。阴声韵的韵母除没有韵尾的(如“歌韵”)以外，还包括元音韵尾[-i](如“灰韵”)和[-u](如“豪韵”)。中古阳声韵的鼻音韵尾和入声韵的清塞音韵尾与上古相同。在《切韵》的韵母系统中，入声韵和阳声韵相配，即[-m]和[-p]相配，[-n]和[-t]相配，[-嬜]和[-k]相配，例如东韵”[-u嬜]和“屋韵”[-uk]相配，“删韵”[-an]和“辖韵”[-at]相配，“衔韵”[-am]和“狎韵”[-ap]相配等等，形成相当整齐的局面。

中古音的声调分为“平声、上声、去声、入声”4类。《切韵》以声调为纲，在四声之下分列各韵，后代韵书一般都遵循这种编排方法。平声、上声和去声的分别主要在音节的高低升降不同;入声则是韵尾收[-p]、[-t]、[-k]的发音短促的入声韵，和另外三声的阳声韵相配，例如“东、董、送、屋”四韵的分别就在于“平、上、去、入”四声不同，至于阴声韵如“之、止、志”、“鱼、语、御”等则只有“平、上、去”三声。从中古到现代四声的发展和声母的清浊关系很密切，为了便于说明这种关系， 惯上把中古的四声分为阴阳两类：中古是清音声母的称为“阴平、阴上、阴去、阴入”，如“官、管、灌、括”;中古是浊音声母的称为“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如“郎、朗、浪、乐”。

在唐初，已有人批评《切韵》分韵过细，不利使用，说明《切韵》的语音系统已与当时的口语不尽相合。从《广韵》开始，已在《切韵》的一些韵目下注明与某韵“同用”，实际就是承认这两个韵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到宋末元初时，为了便于作诗，一些韵书根据《广韵》“同用”的办法，索性把206韵合并为106韵，这106韵从此成为做旧体诗押韵的规范。最早合并的是平水人刘渊主持刊行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1252)，因此世称这106韵为“平水韵”。平水韵主要只是把《广韵》韵目中同用各韵加以合并，并不能真正代表宋元时期口语的语音。

一般以元代周德清所编《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正是元代戏曲盛行的时期，周德清根据当时北曲作家用韵的情况归纳整理成书，成为写作北曲用韵的准绳，对我国古代戏曲创作有很大影响。《中原音韵》是专为戏曲而作的，因此能跳出《切韵》系统韵书的窠臼，记录下活跃于元代舞台上的北方语音系统。至于这个语音系统是否能代表当时的元大都（今北京）的方言，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但它无疑是现代北方官话的源头，代表了汉语语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近古音语音系统比《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语音系统简单得多，已经相当接近于现代北京话。《中原音韵》改变了《切韵》以声调为纲的编排方法，改为以韵为纲，各韵之下分列声调，然后再分为若干小韵，同音字都列在同一小韵内，并没有单列声母。根据小韵的分布情况来分析，《中原音韵》可能共有20个声母(不包括零声母)，和现代北京话已很近似。汉语的声母系统从中古到近古大大简化，主要是因为中古大部分浊音声母到近古变成了清音，除了[m-]、[n-]、[l-]等少数浊音声母外，其余都变成清音，和原来的清音声母合并，例如“步”[b-]并入“布”[p-]，“在”[扷-]并入“再”[堭-]，“似”[z-]并入“四”[s-]等。

《中原音韵》把韵母分为19个韵部，以两个汉字命名，如“东钟、江阳、支思”等，这只是韵母的大类，各韵部内还包括韵头不同的韵母。19个韵部实际共包括40多个韵母，只有中古韵母的 1/3左右，这主要是因为中古入声韵到近古已经全部消失，和阴声韵完全合并。此外，中古有不少韵母的韵腹元音非常接近，到近古也合并在一起了，例如“东、冬、钟”在中古本是3个韵，到近古就合为一韵。近古音的韵头可能只有[i]和[u]，韵头[y] 当时是否已经出现，目前还有不同看法，但至迟到明代就已经形成了现代四呼的局面。中古的鼻音韵尾[-m]、[-n]、[-嬜]和元音韵尾[-i]、[-u]在《中原音韵》中仍完整地保存，但不久[-m]就和[-n]合并，只留下了[-n]、[-嬜]两套鼻音韵尾。中古的塞音韵尾[-p]、[-t]、[-k]由于入声韵消失，也不复存在，其中有不少并入元音韵尾[-i]、[-u]，如“麦”并入“卖”，“脚”并入“搅”；另一些韵尾则完全失落，和原来的无韵尾韵母合并，如“舌”并入“蛇”，“滑”并入“华”。

《中原音韵》 把声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类，和现代北京话完全相同。中古的平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到近古分为阴平和阳平两类：中古清音声母读阴平，如“通、诗、坡、春”；中古浊音声母读阳平，如“同、时、婆、纯”。由于中古浊音声母到近古大部分都已变成清音，因此阴平和阳平就纯粹是声调的区别了。中古和近古虽然都有上声和去声，但内容不尽相同。中古浊音声母中除[m-]、[n-]、[l-]等少数以外，读上声的到近古都变成了去声，如“上”和“赏”、“杜”和“赌”在中古都读上声，但是“上”、“杜”是浊音声母，到近古就读成去声，“赏”、“赌”是清音声母，仍旧读上声。从中古到近古声调较大的变化是入声不再独立成为一类，中古的入声字到近古分别归入阳平、上声和去声，如“达”归入阳平，“笔”归入上声，“麦”归入去声。近古以后，一部分归入上声的入声字又改归阴平，如“说、瞎、督”，《中原音韵》归入上声，现代北京话都读成阴平。至于《中原音韵》时期入声是否已经完全消失，目前仍有不同看法，但入声在当时已丧失独立作为声调的地位，则是可以肯定的。

语音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汉语有一些方言到目前还保留着中古音甚至上古音的一些特点。例如，广州话完整地保存3套塞音韵尾[-p]、[-t]、[-k]和鼻音韵尾[-m]，苏州话系统地保存浊音声母[b-]、[d-]、[g-]、[扷-]、[z-]等。至于入声独立作为声调，不但长江以南大部分方言仍然如此，从黄河下游中原地区直至西北地区也有不少方言仍旧有入声，保存了近古以前汉语声调的一个重要特点。

公元3世纪，我国就有了反切注音的办法，据传最早使用反切的是三国时孙炎，所著《尔雅音义》今已佚。反切的发明说明当时人已能够根据汉语语音特点把一个字（即一个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到南北朝时，沈约等人又注意到“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别，从此奠定了汉语音节分为声、韵、调3部分的基础，揭示出汉语语音的基本特性。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韵书根据声母、韵母和声调分析汉语语音，归纳出相当完整的语音系统，是汉语语音研究很重要的发展。我国历代都有韵书，虽然其中往往杂有古音和方音成分，但有不少韵书能够描写出当时语音系统的基本面貌，这在古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韵书编写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书人做诗押韵，到唐末宋初出现的三十六字母则完全是为了归纳当时的声母系统，已自觉地进入了语音研究的领域。宋元以后盛行韵图，韵图把韵书归纳出的韵母和三十六字母结合起来，根据发音特点各分为若干大类，整理成表格，便人查检，虽然所用名词术语纷繁芜杂，有的不易理解，但由于把语音系统简化成图表，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古代学者很早就发现了古今音的不同。公元 3世纪，汉末刘熙《释名》中就曾提到:“古者曰车，声如居……今曰车，声近舍。”但这种认识只限于个别的字音。对语音的历史发展有系统的认识开始于16世纪，明代陈第从历史观点出发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主张，是正确认识语音发展变化的理论先驱。顾炎武在陈第的影响下，对上古音做出开创性的研究，他把上古韵分为10部，为上古音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清 据学盛行，一些著名学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等人都对上古音的研究作出很大贡献，研究越精，韵部就分得越细。清代学者很少研究上古音的声母，只有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主张，今天看起来仍是完全正确的。江有诰集各家之成，编成《音学十书》，把上古音分为21部，并列出谐声表，可以算是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总结。20世纪初，章炳麟和黄侃又对江氏结论有所修正，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方法和成就到此就告一段落。

清代学者研究语音是为考据学服务的，目的主要在于疏通先秦古籍，因此对上古音以后的语音发展不大重视，称《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为“今音”，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清末陈澧扭转这种偏向，所著《切韵考（内外篇）》用逐字系联的方法分析归纳《广韵》的反切上下字，考订中古音的声母和韵母。他所创的系联法虽有一些缺点，但方法比较严密，结论基本可信，至今为人所引用。

“五四”前夕，北洋 教育部在 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 对当时的“国语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1928年，又肯定了国语（即普通话）应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等语言学家在当时都对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做了相当详尽的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语音研究重古轻今的倾向。

“五四”以后，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我国，对汉语语音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瑞典学者高本汉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实际音值做出构拟，使汉语语音研究摆脱汉字的束缚走上音标化的道路。高本汉的著作很多，影响较大的是《我国音韵学研究》（法文，1926），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把该书译成中文，于1940年出版。译本对原著内容做了必要的订正和补充，比原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赵元任在1934年所写《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英文）一文从汉语方言和古音中的一些现象阐述音位的应用和理论，至今仍被国际公认为音位学创始时期的重要理论著作。在此时期，李方桂连续发表《切韵a的来源》等3篇讨论上古音的文章，罗常培发表《知彻澄娘音值考》、《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等讨论中古音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上古音和中古音音值的拟测都作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40年代，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一书出版，从统计学方法入手研究上古音和中古音，提出许多独到见解。陆志韦还系统地研究近古音的一些资料，写出《释中原音韵》等9篇文章，推动了近古音的研究工作。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1944)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上古音列出同音字表，使上古音的拟测更加系统化，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上古音研究的总结。

赵元任在1928年完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专著，对后来的方言调查影响很大。方言调查工作开始为许多语言工作者所重视，出版了不少专著，方言调查方法也日趋完善。赵元任根据中古音研究成果制定的方言调查表至今仍然是调查方言语音系统所用表格的基础。方言调查首先必须了解方言的语音系统，这个时期方言调查的开展为语音研究积累了大批方言语音资料，大大加深了对汉语语音特性的认识。

20年代，刘复和王力先后在法国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分析研究汉语语音，为语音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刘复《四声实验录》用仪器分析了汉语12种方言的声调，王力《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对广西博白方言的元音、辅音和声调进行了实验。刘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创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设计发明了声调推断尺，是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先驱。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工作因 开始缺乏仪器设备而中断达20余年。

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普通话，并且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对汉语语音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1956年起进行全国性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训练了大批方言调查工作人员，编写出大量的各地人学 普通话的小册子，掀起了全国学 普通话的热潮，这种以普及为主的调查工作基本上弄清了全国各地方言语音系统的轮廓和特点。在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展开了有关普通话音位的讨论，加深了研究语音的理论认识。与此同时，语音研究的范围也逐步扩大，除声母、韵母和声调外，也开始注意普通话的轻重音、儿化韵、连读音变和语调等方面的研究，对普通话的描写更加细致深入。

1959年以后，在方言普查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方言调查工作逐步深入，江苏、福建、山西等省陆续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全省方言调查工作。1979年《方言》杂志创刊后，陆续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方言调查文章，大部分以描写方言语音系统为主，其中有不少文章注意到方言内部的语音差异和邻近方言之间的语音关系等问题，大大丰富了汉语语音研究的内容。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1957）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观点系统论述汉语从古至今语音发展的著作，包含了王力多年来研究古音的成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王力晚年又在原书基础上写成《汉语语音史》(1985)，内容比原书更加丰富。李荣《切韵音系》(1952)根据1947年发现的唐写本《王仁朐刊谬补缺切韵》列出《切韵》的单音字表，并且系统地讨论了构拟《切韵》音值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切韵》音系的专著。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文章比较多，对《切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的性质都曾有过相当深入的讨论。周祖谟《广韵校本》(1960)、《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和陆志韦等校勘影印的明刊本《中原音韵》(1978)先后陆续出版，为中古音和近古音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80年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专著和论文不断出版，数量远远超过过去，其中有不少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正在做新的探索。

自 后中断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到50年代开始恢复。70年代以后，由于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实验语音学的内容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已经超越传统语音学的范围，成为一门多科性的学问。利用现代仪器设备研究汉语语音已成为我国一个新的科学领域，语音学家、声学家、心理学家和通信工程师都开始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汉语语音进行实验研究，在普通话元音和辅音以及声调、轻重音、语调等方面都已初步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并在国际上进行了频繁的学术交流。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建立语音实验室，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语音，近几年取得很大进展，已逐步接近于国际水平，为今后人工合成语言打下了基础。

参考书目

赵元任:《语言问题》，新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

王力：《汉语语音史》，我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王力:《我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新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

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北京，1952。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我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

周殿福、吴宗济：《普通话发音图谱》，商务印书馆，北京，1963。

林焘、王理嘉等：《北京语音实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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