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 yu shi

我国佛教哲学范畴。“理”，指事物和现象的本性、本体。“事”，指各别的事物和现象。华严宗对此作了充分的阐发，禅宗也有论列。

印度佛教《华严经》提出理与事相对的观念，作为“佛智”之一，以证明佛性是一个整体。最早阐述“理”“事”关系的是《庄严经论》，详加阐发的是《佛地经论》。唐玄奘在翻译《佛地经论》和《成唯识论》时，把众生的本体“真如”固定为理体，使以往对“理”的含混理解得以确定。玄奘法相唯识宗为了说明佛教究竟解脱道理，即“真如”由迷境转为悟境，应用“理”和“事”来说明体与用、性与相的关系。认为“理”明显一分，事”也清净一分，直至“理”全明，“事”纯净，就达到佛教实践目的，获得解脱。

华严宗二祖智俨继承地论师的思想，用“理”“事”来贯通和说明圆融无碍的学说。华严宗三祖法藏也吸取法相唯识宗的思想，用“理”“事”来阐明世间的一切现象和成佛的较高境界。他的思想包括：

（1）“理”是本体，“事”是现象，没有本体就没有现象。他以金狮子为喻说，没有金，就没有金狮子。

（2）“理”完整、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事”中。“能遍之理，性无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真理不可分割，寓于每一事中。同时“事”虽有分限，但全同于“理”，“有分限之事于无分限之理，全同，非分同”。“事”以“理”为体，任何一微细的事物都摄无边真理。如同金存于金狮子之中，金狮子的每一根毛都包含了金。

（3）“理”是唯一真实，“事”是幻象。如金狮子相由金构成，狮子相是虚幻的，金是真实的。

（4）“理”“事”统一。“理”为“事” 的根据，“事”为“理” 的显现。如金与金狮子，一真一妄，金不妨碍狮子相为妄，狮子相不妨碍金体为真，彼此融通无碍。后来华严宗四祖澄观继承和发挥法藏的思想，并强调理事观是“佛智”对世界的基本观点。华严宗力图通过理事关系的唯心主义论证，说明物质世界的虚幻，本体世界的真实，而两种世界又互相统一，没有矛盾，从而又说明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并不截然脱节，众生和佛也是无障无碍的。

禅宗南北宗之争论和对“理”“事”的看法直接相关。北宗比较执著事相一面，南宗侧重理体一面，都未能把“理”“事”贯通起来。唐代禅师希迁吸取华严宗的理事无碍思想，作《参同契》，会通南北两宗顿悟、渐悟之说，用“理”“事”来说明：如不了解心（性理）物（事）本是一体，那么，执著事则迷，契合理也不算悟。主张把两者统一起来。希迁还把理分为物理与性理，认为从物理上看，事各住一方；而从性理上看，则是一致的。物理指事物的性质和现象，其差别不可相通，性理就是心。心性分认识方面和道德方面两种，两者都会归于理事融通之宗，是统一的。由此他把“理”和“事”的关系归结为“回互”、“不回互”两类。“回互”即互相融合，“不回互”即各有自己的位次，各住本位而不杂乱。“理”和“事”是既“回互”又不“回互”。五代禅师文益创立法眼宗，他倡导的禅完全建立在理事圆融的思想基础上。从华严六相（总、别、同、异、成、坏）来体会理事关系，即从本末结构上而不是从体用上讲理事，认为理事如同眼和脚的关系，应当互相协调。文益还认为理事圆融是禅宗各派的共同宗旨。当时禅宗影响较大的临济和曹洞两家，虽都讲理事关系，但临济从体用上着眼，认为理为见事之体，见事为理之用，重视从主观方面即从理上见事，体会出事来；曹洞宗则从本末上讲，认为理为本，事为末，侧重于从事上见理，在个别的事上体会出理来。

华严宗尤其是华严禅的理事说，涉及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给后世哲学以深刻影响。“理”、“事”关系问题成为宋明理学家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用“理”、“事”来说明宇宙万物本体和现象的关系，主张理在事先，“理一分殊”，发展了佛教的唯心主义。陈亮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理与事密切结合，“理”不能离开“事”。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强调即事穷理，他说：“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表现了和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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