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ingjiao yu ziran

我国魏晋玄学中的一对范畴。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名教和自然观念产生于先秦。孔子主张正名，强调礼治；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提倡无为。孔子、老子被后世看做“贵名教”与“明自然”的宗师。对名教、自然以及这二者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魏晋时期，由于思想家的哲学倾向和政治见解不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个争辩的问题。

两汉时期，董仲舒发挥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社会上的等级名分。《淮南子》和王充则用道家的自然观念与董仲舒的名教观念相对抗。《淮南子》强调天道自然，认为圣人应顺随自然，无为而治。王充认为天地是“含气之自然”，主张自然无为。

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主要倾向是齐一儒道，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魏晋时期夏侯玄首先提出调和名教与自然的论题，他认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天地是自然而然的，圣人的作用也是合乎自然的。王弼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他的“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认为自然和无具有同等的意义，因而自然是本，是体；名教是末，是用。自然与名教是本末体用关系，二者是统一的。他主张“举本统末”，用自然统御名教；认为只要“圣人”按照自然的原则办事，“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使众人各安其位，反朴归真，名教便可复归于自然。这是正始时期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

正始十年(249)以后，嵇康、阮籍对司马氏标榜名教而实际篡权的行为不满，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主张“心不存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他们想望没有“仁义之端，礼律之文”的自然境界。他们认为名教是束缚人性的枷锁，是“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并非出于自然。嵇康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难自然好学论》）。

西晋武帝太康以后，门阀贵族子弟“放达”之风盛行，蔑弃名教，使名教发生危机。乐广批评当时的“放达”之风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尔”。郭象对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即是名教，二者不可分离。他指出，事物现存的状态，即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仁义礼法，都是“天理自然”，“任名教”就是“任自然”。他认为“圣王”最能领会名教就是自然的道理，“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做帝王的虽然过着世俗生活，而精神却十分清高，“外王”（名教）和“内圣”（自然）是一回事。

“名教与自然之辩”发展到郭象使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在理论上得到统一，这个统一虽然是虚构的，但却适应了门阀地主阶级的需要，为他们保持现存的统治秩序找到了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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