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ingdagao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的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共4编236条，其中“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先后颁布于洪武十八年(1385)到洪武二十年间。在四编“大诰”中，包含有三方面的内容：

（1）摘录洪武年间的刑事案例，特别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用以“警省奸顽”。

（2）结合陈述案件或另列专条颁布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严密法网。

（3）在不少条目中，掺杂有明太祖对吏、民的大量“训导”，表达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这种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在我国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明大诰》的问世，是明初推行重典政策的产物。朱元璋当皇帝后，认为元朝失败的原因是朝廷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因此主张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洪武初，他进行了一系列立法，以严法重刑绳诸吏民。如洪武四年立法，凡官吏犯赃罪不赦；洪武五至六年连发铁榜，申诫公侯。十三年治胡党，十五年空印案发，十八年郭桓案发，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几案杀戮官吏近10万人。对于人民反抗朝廷的所谓“贼盗”罪，捕后必处极刑。从洪武十八年起，他亲自“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颁行天下。“大诰”的名称，出于《尚书》，该书的大诰篇，是记叙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大诰”二字，即“陈大道以诰天下”之意。朱元璋颁行“大诰”的目的，是仿效周公以“当世事”警诫臣民，永以为训，也是为了用峻令防范和 人民的反抗。

与明律及历代封建王朝法规相比，“大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列举种种以酷刑惩治吏民的案例，公开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诰”总共罗列族诛、凌迟、枭首案例几千件， 斩、弃市以下罪案例万余种，其中酷刑种类有族诛、凌迟、枭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 为奴等几十种。

（2）同一犯罪，“大诰”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应处笞、杖的，“大诰”却加重为 。

（3）设置了不少为明律所没有的禁令和罪名，著名的有“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等。

（4）强调重典治吏。“大诰”的打击矛头总的说来是针对全体吏民，但侧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其条目80％以上是属于治吏的。

明太祖原想通过颁行“大诰”峻令，使臣民知畏而不敢轻犯，但实际上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连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诰一出”，“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寻常”（《御制大诰三编》序）。由于“大诰”倡导的是“对人极度蔑视”的封建强权主义和无节制的滥杀政策，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反对;朱元璋死后不久，就被其继承者所抛弃。到了明代中叶，一度家家收藏、人人诵读的御制圣书已经很难看到了。到清初修明史时，“大诰”已成为罕见的书，以致修史者对它的叙述失误甚多。直到近代，经过学者的广泛搜罗，才找到了四编“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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