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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陶俑

[拼音]:Nan-Beichao taoyong

[外文]:pottery figurine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我国南北朝时期墓室中随葬陶塑偶人。有时也泛指伴同偶人的陶塑动物等。多为模制,少数直接捏塑,塑好后入窑焙烧而成。烧成后俑胎多呈灰色或红色,表面再涂敷 或加朱彩,精致的还涂金饰彩,鲜艳华美。也有的是烧前涂釉,再入窑烧成釉陶。

陶俑一般不单独放置,而是在墓中形成一定的组合。不同墓中俑群的内容、数量,以及制作的精美或粗劣,视墓内所葬死者的身份、地位和官职的高低而有所不同。随葬品相差悬殊,多的达千余件,少的仅有几件。当时政治上南北分立,北朝和南朝的俑群面貌也明显不同。具体的时间和地域方面的差异,也导致俑群的造型形式和艺术风格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北朝陶俑

北魏以来,随葬俑群的组合日趋固定,内容大致可分3组:一组是镇墓俑,包括两个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和两个形体高大的按盾甲胄武士状的镇墓俑;一组是出行仪仗,包括骑马的鼓吹乐队、甲骑具装、步行的属吏和仪仗队,还有背负箭箙的士兵,以及鞍马、牛车、驴和骆驼等;一组是家内奴仆,包括持物或不持物的男仆女婢,歌舞和乐队,还有庖厨中蹲踞操作的女婢以及井、碓、磨、灶等模型。根据其造型特点,可分为北魏前期、北魏后期和北朝晚期3个阶段。

北魏前期陶俑保留着浓厚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典型的作品是1975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魏墓出土的俑群,造型稚拙,人像仅具大轮廓,缺乏细部刻画,动物四肢粗矮,比例不协调。着甲胄的镇墓俑面目狰狞,但头大体矮,比例失当。侍仆舞乐均作鲜卑装束,除传统的鞍马和牛车外,出现了牵驼人和双峰骆驼的形象,反映出游牧生活的特征。

北魏后期,陶俑的造型风格有了较大的变化。一般塑制精细,比例匀称,人物面目清秀,体态修长,衣冠多汉式,明显地受到南方雕像削瘦面容的影响。建义元年(528) 葬于洛阳的常山文恭王元邵墓出土的俑群是典型的代表。镇墓俑的塑造较为成功,一对蹲坐昂首的镇墓兽,突出其狰狞可畏的外貌;镇墓俑为身着铠甲的武士形象,怒目按盾,突出其威猛的气势;两者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威严、恐怖而神秘的气氛,以期达到除邪驱祟的目的。出行仪仗是俑群的重点,数量也最多,以甲骑具装和骑马鼓吹乐队为前导,大批戴笼冠或小冠的侍吏和持盾的步卒,簇拥着装饰华丽的牛车和鞍马,随行的还有满驮物品的驴和骆驼,重现了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奢华情景。

北朝晚期,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以后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由于东西分裂,因此反映在陶俑的造型方面也有些不同。东魏至北齐陶俑的造型,直接承继着北魏洛阳地区的传统,制工精细,面相、体态由削瘦修长转向宽肥圆润,同时俑群的数量日趋膨胀,例如河北磁县发掘的东魏武定八年(550)茹茹公主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这时期对动物的塑造最为传神,特别是牛、马和骆驼。茹茹公主墓中有一只骆驼,塑造的匠师选取了它从卧跪欲起,后肢已挺立,前肢正上挺的瞬间,姿态逼真而富生趣,是北朝陶塑艺术品中少见的杰作。西魏、北周的俑群发现的较少,以宁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贤墓的俑群最有代表性,造型较粗犷,面容 ,从中可看到隋代造像 丰颐的渊源所在。

南朝陶俑

宋、齐、梁、陈四代,仍沿袭东晋传统,但随葬俑群数量很少,一般只有男仆女婢,有时有牛状镇墓兽和牛车、鞍马模型,牛车上或放置带三蹄足的凭几。婢奴均作拱手恭立的姿态,缺少变化,有的女婢的长裙塑成筒状,造型颇觉稳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等边远地区,也出土过骑马俑、肩扛的步辇模型,以及执旗、戟、刀等的成行武士俑,造型稚拙,仅具大轮廓,面部只横刻出双目及吻部,地方色彩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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