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dai shige

西汉至东汉 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143流行诗体，今存作品较多）。其时民歌谣辞留存很少，《划一歌》、《淮南王歌》等表达了人民要求安定统一的意愿。文人四言诗仅存韦孟《讽谏诗》、《在邹诗》，摹仿《诗经·大雅》，语言古奥，流传不广。

汉武帝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广泛收集、整理民间歌谣，吸收文士创作庙堂颂辞，教 女乐歌舞演奏，以致朝廷“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社会流行俗曲。这对于汉代民歌的流传保存起了重大作用。今存郊庙歌辞中的《汉郊祀歌十九首》，传有司马相如等的作品，多属歌颂武帝功德之辞，形式有四言、楚歌及杂言。其朝廷军乐凯歌《汉铙歌十八曲》，取民间铙歌乐曲而成，歌辞则有战歌《战城南》，也有谏歌《朱鹭》，恋歌《有所思》、《上邪》，游子之歌《巫山高》等。至于采自各地的民歌谣辞，如《薤露》、《蒿里》、《江南》、《东光》、《公无渡河》及《卫皇后歌》等，当为武帝在位时或稍早时期的产品。这些民歌谣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社会矛盾的不同侧面，形式活泼多样。

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其中以两汉乐府民歌和东汉后期无名氏文人五言古诗的成就较高，影响较大。

秦末汉初，以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声短歌，最为盛行。由于“高祖乐楚声”(《汉书·礼乐志》)，使这一楚地民歌体裁进入宫廷，登上庙堂。到文帝、景帝年代，《大风歌》奉作宗庙颂歌，刘邦歌姬唐山夫人的《房中歌十七章》也被整理列入郊庙雅章。武帝作《秋风辞》、《瓠子歌》及《天马歌》，都是楚歌；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出嫁乌孙，作《乌孙公主歌》，也是楚歌。实际上，汉初以来，楚歌已成为帝王贵族及文士述志抒怀、歌颂圣明的一种，继韦孟后，仅存其6世孙韦玄成《自劾诗》等2首，已趋末路。随着汉宫楚歌的盛行，乐府官署的建立，俗曲新声的传播，今存几首西汉文人诗歌，也多为楚歌及杂言。西汉乐府多为黄门倡家掌管，俗曲新声供贵族豪门享乐，文士形同倡优，五、七言及杂言体多用于“俳谐倡乐”（挚虞《文章流别论》），因而西汉著名作家“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品序》），有楚歌而无五言，汉成帝时著录“歌诗28家314篇”(《汉书·艺文志》)，并无五言诗作品。传为苏武、李陵、枚乘及班婕妤所作的五言诗，在六朝已都疑为后人伪托或拟作。到哀帝时，虽因厌恶俗曲而下令罢乐府官，但“百姓渐渍日久”，民歌俗曲依然在豪富吏民的私家演唱流传，以五言为主的新体诗渐居诗歌创作的主流。

东汉乐府建置，史志不载。从今存作品情况推测，其乐府规模和庙堂乐章，略承西汉。由于外戚宦官、官僚豪强势力的发展，私家女乐歌舞之风更盛，俗曲新声流传更广。存录也多。今存东汉乐府歌辞，除《宋书·乐志》所录官家保存者外，还有私家存留下来的。如《陇西行》古辞，《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说:“此篇出诸集，不入《乐志》。”便是存于私家撰集。又如《孔雀东南飞》长期在民间口头传唱，而为后世所编录。同时，由于东汉迷信谶纬术数，加之光武帝“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序》），形成观谣察官的政策，导致文人方士利用儿歌民谣敷衍天命，制造舆论。到顺帝、桓帝以后，官僚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集团斗争激烈，士人清议，针砭时政，也用歌谣作为一种舆论手段。因此东汉民间徒歌谣辞异常活跃。

今存汉代乐府民歌及谣辞，多数是东汉作品。其显著特点是，题材比较广泛，思想内容比较丰富复杂。它们多采用叙事的形式，揭露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抨击 ，也夹杂一些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神仙长生的消极思想情绪。其优秀作品如《孤儿行》写孤儿惨遭兄嫂虐待剥削，《东门行》写贫夫被迫走向反抗道路，《十五从军征》写老兵退役回家后的孤苦，《艳歌行》写游子在异乡的畏惧，《艳歌何尝行》写夫妻悲惨离别，《上山采蘼芜》写男子喜新厌旧，都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反抗。而《陌上桑》正面歌颂罗敷对太守调戏的反抗，揭露讽刺了统治者的丑恶;《鸡鸣》、《相逢行》等则直接写统治者的骄奢淫佚生活。此外还有不少歌颂清官贤良或抨击官吏污浊的民歌谣辞。东汉乐府最杰出的作品便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它通过封建家庭中一对恩爱夫妻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在思想、艺术上都足以代表东汉乐府民歌的成就和特点，同时标志着民歌艺术已发展到高度成熟的五言诗的阶段。

东汉文人诗歌也逐渐朝着五言诗方向发展。梁鸿《五噫歌》是四言加上叹词；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文心雕龙·明诗》);都显示着四言诗努力摆脱古奥的困境。马援《武溪深行》和张衡《四愁诗》则显示着向七言演变的轨迹。而发展最显著的就是五言体。班固《咏史》、应亨《赠四王冠诗》虽然“质木无文”（《诗品序》），却表明东汉前期文士开始采用俗曲五言体作诗。其后，张衡《同声歌》已具情采。到桓帝、灵帝之后，出现了秦嘉、徐淑夫妇的《赠答诗》，蔡邕《翠鸟》，郦炎《见志诗》，赵壹《疾邪诗》，以及孔融《临终诗》，这些作品都是较好的五言抒情诗。此外，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明显表现出下层文士的五言诗从乐府歌辞脱胎而来。大约与此同时，以《古诗十九首》及所谓“苏、李诗”为代表的一大批无名氏文人所作的五言诗，在民间广为流传，抒发下层文士失志伤时、离愁别怨、讥世刺俗以及人生无常的不满情绪，表达他们向往仕进、渴望完聚、要求爱情忠贞和友谊诚挚的正常愿望。它们的艺术性很高。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六朝人统称之为“古诗”，奉为典范，其后便相沿成为这一种诗体的专称。无名氏古诗的涌现，表明文人五言抒情诗达到高度成熟阶段。从此到建安时代，“五言腾踊”，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取代四言体而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

汉代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和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情绪和愿望，奠定了五言诗体蓬勃兴起的基础，促使七言及杂言体的产生，开拓了一片沃美的艺术土壤。在艺术表现上，“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徐祯卿《谈艺录》）。汉代乐府叙事诗开创了古代叙事诗的优良传统。从建安时代以乐府旧题叙时事，到唐代杜甫“即事名篇”的拟乐府，以及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都在思想上、艺术上得到汉代乐府的滋养。两汉文人诗则以抒情诗为主，言志述怀，富于个性；多用比兴，委婉含蓄。多数作品的结构犹存乐府叙事的痕迹，其语言质朴平易如话家常。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抒情诗，因其风格独创而成为一种专门诗体，便可见其艺术影响的深远。

汉代诗歌作品主要保存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及梁代萧统《文选》、陈代徐陵《玉台新咏》等总集中。其乐府歌辞大多见于《宋书·乐志》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此外，唐、宋人所编《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也有辑存。其后，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诗纪》等乐府古诗总集辑录颇富。近人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辑《全汉诗》5卷，收录较全。今人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汉诗》12卷，为辑录汉诗 全的资料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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