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Zhongshiqi Shidai kaogu

我国的中石器时代遗存，处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均有少量发现，以黄河流域的遗存比较重要。其基本特征是：这时的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的经济生活，农业和畜牧还没有出现。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典型细石器尤为盛行，仅有个别的磨制石器，陶器还没有产生(见史前考古学)。这一时代当开始于1万多年以前地质上的全新世时代，下限则延续得比较长，在先进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某些边远的地区还保留了中石器时代的原始状态。目前，我国中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大都限于调查，发现物不丰富，遗址也不够典型，并且对某些遗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时期的考古基本上处于探索阶段。

关于我国存在中石器时代遗存的问题，早在30年代就提出来了。1935年在广西武鸣苞桥、芭勋、腾翔和桂林附近发现4处洞穴遗址，因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又不见陶片，共生的动物群也是现代的种属，故被推定为中石器时代遗存。不过这里出土的石磨盘和有孔砾石相当进步，表明时代可能较晚。我国建立以来的考古发现证实，华南一带的洞穴遗址，往往陶片极少，磨制石器也不多见，如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所出土的打制石器和有孔砾石，均与武鸣苞桥等地的发现相近似，但有陶器共存。因而广西的所谓中石器遗存，尚可存疑。

黑龙江哈尔滨顾乡屯和内蒙古满洲里札赉诺尔两个地点，都出土更新世晚期的动物化石和人工遗物，一般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可是其中有些文化遗物却表现出相当进步的性质，如前一处遗址有属于典型细石器的船底形石核、制作精致的短刮器、圆刮器以及磨光的骨锥、骨凿等；后一处遗址有细石器和磨光石锤，也有穿孔的鹿角锤等，表明它们的时代可能较晚。对此，有人认为这里的动物化石生存年代可能延续到全新世，因而与进步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共存。不过这两个地点的地层堆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札赉诺尔地点除绝灭的第四纪动物的化石和细石器外，尚有陶片共生；顾乡屯地点位于温泉河畔，堆积经过流水再搬运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因此尽管上述的文化遗物具有中石器时代的某些特征，但目前毕竟缺乏地层上的断代证据，尚难最终肯定。

1933～1934年发掘的山顶洞人及其文化，一般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遗存。由于人类化石出自墓葬，各种质料的带孔装饰品又富有一定的进步性，因而有人怀疑是否属于中石器的早期形态。最近根据同层的动物化石进行放射性碳素断代， 年代为公元前8520±360年（未校正），则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晚到中石器时代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50年代以来，在广泛的考古调查中，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的线索。这些遗存都是以典型细石器为代表，没有陶器共生，也不见农业的痕迹，因而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同时，这些新的发现分布地域广泛，这就彻底改变了那种认为细石器的分布局限于北方草原地区的传统看法。这些工作仍多限于地面采集，但也作了某些发掘，并进行了年代测定，从而为判明时代和文化性质提供了依据。这些发现可划分为下例几个地区。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典型细石器遗存可以沙苑和灵井两个遗址为代表。沙苑遗址位于陕西大荔。1955～1956年，发现15处地点。原来的堆积受到风力破坏，文化遗物都暴露在地面上。1980年的复查证实，沙丘底部的地层剖面中往往杂有零星的炭粒，属于全新世的堆积。这里的细石器相当典型，有船底形、楔形、圆锥形石核，石叶和它的加工品，还有小型的刮削器以及压制精致的石镞等，尤以制作精致的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石片石器具有特征，因而命名为沙苑文化。灵井遗址位于河南许昌西北15公里。1965年在挖井的堆土中采集到一批石器。其中也有楔形、圆锥形石核和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据说出自距地表深约10米的砂土层中，还采集到若干哺乳动物化石，但层位关系不详。这里的地层上部有早商和仰韶文化的堆积层，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存显然时代较早。其他如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和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这些旧石器晚期末叶的文化遗存，均包含典型的细石器，又缺乏更新世的动物化石共存。前者还出土有打制的锛状器和磨制的研磨器等进步的器形，最晚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数据为前1.4万年左右;后者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前9000年左右（均未校正）。因此它们的年代下限很可能会晚到中石器时代。另外的一些新的发现，扩大了中石器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如山东临沂凤凰岭及其附近的一些发现，在地域上可同江苏东海大贤庄连成一片，它们都以船底形石核等为代表性遗物。黄河上游的青海省贵南县拉乙亥遗址，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前4795±85年（未校正），表明在中原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这里依然处于中石器时代的落后状态。

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北方草原地带，是细石器的主要分布地区，过去一概作为新石器来对待，显然是不够正确的。根据考古调查判断，有些早期遗存可能与中石器时代有关。例如内蒙古海拉尔松山和新疆哈密七角井等遗址，都没有陶片共存，细石器中的船底形和楔形石核也非常典型，前者还出土打制的斧形器，与这一带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着显著的差异。

高原也发现若干不与陶片共生的细石器遗存。1966年在藏南聂拉木发现两处。1976年在藏北申扎、双湖发现18处。石核的形制比较复杂，除楔形外，象带侧翼的圆锥形和棱柱形、半圆的锥形和柱形，以及斜面圆锥形等石核，均为其他地区所罕见，可能意味着地域性的特点。此外，在云南元谋大那乌和广东南海西樵山等地，也都采集到不与陶片共生的细石器（见华南和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

以上遗址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以典型细石器为共同特征，但又各具不同的文化面貌，可能代表中石器时代的不同文化。其中某些遗址的年代下限可能延续得比较晚，它们的结束时间并不完全一致。

由于缺乏典型遗址和系统的发掘工作，关于我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性质及发展趋势还不十分清楚。但典型细石器是这一时代的主要文化因素之一是比较明显的。细石器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在这一历史阶段的采集渔猎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典型细石器属于一种特殊的工艺传统，它以间接打制法为基础，因而出现不同形状的石核和狭长的石叶，并利用石叶加工成器。这种工艺传统存在于不同时代的许多文化遗存中。那种把凡是器形细小或具有典型细石器的遗存，一概笼统地称为“细石器文化”的提法，是难以成立的。

细石器的出现，大约开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如内蒙古萨拉乌苏、山西朔县峙峪和河南安阳小南海等遗址所出土的石核、石叶等，已具备细石器的雏型，而与典型细石器有别，关键是间接打法的工艺还没有出现。旧石器晚期末叶的下川遗址和虎头梁遗址，开始出现典型的细石器，特别是船底形等扁体石核可以作为早期细石器的典型代表。沙苑、灵井和凤凰岭等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也都有一定的共性，当是继承了上述传统发展来的。因而，可能表明华北地区是细石器工艺传统的起源中心。当农业出现之后，华北一带的细石器突然衰落，而在新石器时代长期地保留了一些残余。其他地区，如辽阔的北方草原以及西南一带的细石器传统，也具有同样的共性，还可能与黄河流域有一定的联系。在北方草原地区，由于采集渔猎经济的延续，直到新石器时代或者更晚的时期，细石器尚在继续盛行。

细石器传统之外，华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洞穴遗址中，打制石器仍保留一定的原始性，同该地旧石器晚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它们之间能否划分出中石器时代的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参考书目

安志敏：关于我国中石器时代的几个遗址，《考古通讯》1956年2期。

安志敏：《我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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