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en Jiaben

清末法学家。字子惇，别号寄簃，浙江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光绪九年(1883)成进士，留刑部补官，1902年受命主持修订法律。由于长期莅职刑部，得以流览历代法典与刑狱档案，是谙悉我国法律发展沿革与得失的著名学者。在资本文化东来，新学萌起的历史条件下，他热心研读了资本国家的法律，接受了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影响，成为当时我国积极引进资本法律的代表人物。在他主持修订法律期间，既删改了原有的《大清律例》，又制订了具有某些资本性质的法典法规。

沈家本的出身、经历和生活环境，使他和封建主义保持密切联系。但他正视急遽变化的现实，坚持以“会通中西”为修订法律的原则。在他主持修律的短暂时间里，大兴研究西法的风气，是清代立法的活跃阶段。沈家本政治上倾向改良，思想体系属于资产阶级新学的范畴。在输入资本法律、改革我国封建旧律的过程中，他对我国旧律的总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的著作有《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乙编及未刻书目：《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律例杂说》、《读律校勘记》等。

沈家本从修订法律的需要出发，比较重视研究法理学。他说：“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他从中外法学的比较中，发现“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强调经验与学理应该并重，互相结合，并由此而对一系列涉及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1）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关系。他说，法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是在“学校衰微，世道凌夷，巧伪变诈，无所不为之 日渐溃焉”的情况下出现的。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国，所谓“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无无法之国而能长久者”。他认为法律是“政之辅也”，“律学明而刑罚中，于政治关系甚大”。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订新律时，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

（2）法须统一。沈家本认为，首先，立法宗旨必须统一，即坚持以法为“国家惩戒之具”，而非“私人报复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两歧，将会发生法重刑滥之弊；其次，断罪之律必须统一，如果新旧参差，势必使法律丧失信用；之后，适用法律必须统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恶而已，乌得士族匹庶之分”。

（3）法乃道德教化之辅。沈家本继承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传统法律思想，并结合世界的发展潮流，阐明了法只是“辅教之不足”的一种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废刑而不用”。由于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于教化”，因此，他反对用严刑峻法束缚民之手足，提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 ，使为善良之民”。

（4）用法在人。沈家本认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视。他反复阐明“法贵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他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 法律，使国家的中枢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同时，积极筹设法律学堂，为执行新律培养人才。由于他强调用法在人，因此主张以严刑惩罚贪利、曲断、骫法、坏法的司法官吏。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仅表现为对法理学的探讨，也贯彻于修律的实践当中。他全面阐明了修订法律的根据，指出：法律应该伴随今昔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特别是他把我国置于世界的范围以内，进行考察，借以说明海禁大开以后的我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否则“以一我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为了贯彻“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他“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认为欧美资本国家的法律，比我国封建旧律文明、进步，我国必须“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沈家本引进西方法律时，反对完全抛弃我国传统的法律，他说：我国“礼教风俗不与欧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将会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会而能之，以推行于世”。为了实现“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他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资本国家的法律，作为修律的蓝本。同时，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和派员赴外国考察。

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应以制定新刑律为整个修律工作的起点。鉴于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轻者为多”，遂以刑法“当改重为轻”为首要步骤。为此，奏请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 一般用绞，只有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斩刑；将戏杀、误杀、擅杀3项虚拟死罪改为流徙，以重名实而讲实际。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旗汉各族人民犯遣军流徙各罪，应一体同科，不应在法律上规定“重轻悬绝”的不平等权利。他说：“法不一， 志疑……法一， 志自靖”。只有化除满汉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夫为妻纲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间侵犯罪的处刑，也应平允。沈家本还在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影响下，奏请“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许的买卖人口和蓄养奴婢。谴责公开买卖人口“殊非重视人命之义”。奴婢“亦人也，岂容任意残害。生命固应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 ，等人类于畜产也”。他认为如不革除，显然与颁行 的宗旨违背。沈家本的这些法律思想，闪耀着 主义的光彩。

沈家本赞赏西晋刘颂根据律法断罪的思想，反对律外苛求。他奏请废除清朝实行已久的比附断案，揭露比附断案使民无所适从，只便于官吏肆意出入人罪。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确认资产阶级罪刑法定的原则和内容。在司法体制上，沈家本仿效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主张司法独立，视为“ 之始基”。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订中外之异同，制订《 编制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

沈家本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 主义性质的法律思想，遭到守旧派的诋毁和非难。他遵循较新之学说，改革我国封建时代诸法合体的立法体系，在制订新刑律的同时着手编纂独立的诉讼法。他说:“大致以刑法为体，以诉讼法为用，体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用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二者相因，不容偏废。”在他主持下，1906年编成《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罪刑法定”、“审判公开”、“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但遭到以张之洞为首的各省督抚的驳议而作废。1907年，张之洞又攻击沈家本所编新刑律草案蔑弃礼教。1909年附有《暂行章程》5条的《修正刑律草案》，又遭到提学使和 编查馆参议劳乃宣的反对，责难新刑律违背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礼教基本原则。对此沈家本著文反驳，形成了礼治派与法治派的激烈辩论，直到 爆发才宣告结束。在辩论中，沈家本虽然赢得了同情，但他经常以制定新律争取帝国主义放弃领事裁判权为理由，企图借此压服守旧派，表现了他思想上的弱点；而且在守旧派的压力面前，步步退让，同意对于加害君主以及内乱、外患罪加重处刑;对于无夫奸处刑；尊亲属有犯不得使用正当防卫等等。这实际是用封建法律中维护伦常的传统规定，否定新刑律中的资产阶级刑法原则。因此，新刑律草案既反映了资本法律思想与封建法律思想的冲突，又表现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这正是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具体表征。在他的思想言论中，经常是进步的倾向和保守的成分同时俱在，互相冲突。他虽然引进资本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改变固有的封建法系作出了贡献，但是他对封建旧律中礼教纲常的突破是有限的，对于封建法制的改革也是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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