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unyinfa

[外文]：marriage law

调整一定社会的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表现。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婚姻的成立和解除，婚姻的效力，特别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等。从调整对象的性质看，婚姻法既包括因婚姻而引起的人身关系，又包括由此而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

婚姻法的内容多数为强行性规范，概念上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婚姻法的调整对象除婚姻外，还包括家庭关系，其名称是在扩大意义上使用的，如1950年和1980年的《我国婚姻法》中既有结婚、夫妻关系和离婚的规定，又有关于父母子女和其他家族成员间权利义务的规定。其内容较亲属法窄，但较狭义的婚姻法宽，实际上是婚姻家庭法。狭义的婚姻法的调整对象仅限于婚姻关系，其名称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的，如《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主义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婚姻和婚姻中的法律关系由本法规定”，不涉及其他事项。

婚姻法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其编制方法也不尽相同。古代法律多采取诸法合体的形式，不论我国、外国，都没有独立的婚姻法。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一般都包括在内容庞杂的统一法典内。长时期中，婚姻立法不够完备，因此，伦理规范和宗教教义在调整婚姻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资本各国法律体系中，婚姻法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作为亲属法的组成部分，附属于民法的。在立法形式上，大陆法系各国一般都把亲属法编入民法典。英美法系各国的亲属法，一般是由多数的单行法规构成的，如婚姻法、家庭法、已婚女人财产法、离婚法等，名称不一，但它们都是各该国家民法的组成部分。因为，在资本私有制的基础上，婚姻家庭关系实际上是从属于财产关系的。

在主义制度下，婚姻家庭关系摆脱了私有财产的支配，它主要是一种存在于特定成员间的人身关系，其中的财产关系只不过是上述人身关系引起的法律后果。因而婚姻法不再附属于民法，而是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1950年和1980年的《我国婚姻法》，虽然条文不多，内容也较简要，但都是全面规定婚姻家庭制度的独立法律。

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婚姻立法，可以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法典》中的有关制度为代表。这个法典公开肯定买卖婚姻，在夫妻关系中，丈夫享有种种特权，甚至得将其妻交与债权人充当债奴；在亲子关系中，家长的权力极大，有权决定子女的婚事，甚至有权将子女出卖为奴；在婚姻终止的问题上，男女双方也很不平等，自由民可以遗弃未生子之妻，只须付与女方相当于聘金的费用并返还其嫁妆。

古罗马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其婚姻立法远较同时代的许多国家完备。早在《十二铜表法》（见罗马法）中，就有关于家长权等规定。从共和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末～前1世纪后半期）到帝国时期（公元前30～公元476），民众大会通过的法律，元老院的决议，皇帝的敕令等，是婚姻家庭法的重要渊源。罗马法规定实行婚约制度。结婚问题在市民法和万民法中有不同的规定。市民法上的婚姻方式盛行于罗马前期（公元前30～公元284），后期(284～476)逐渐为万民法的合意婚所取代。在家庭关系方面，家父权和夫权在罗马法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婚姻终止的原因有三：配偶死亡、自由或市民身份的丧失和离婚。罗马自《十二铜表法》到《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1000余年中，婚姻立法的变化很大。前期的法律十分严峻，夫妻、父母子女、家长和家属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突出。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法律也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进步。其中很多规定对后世影响很大，不少内容为资本国家的亲属法所继承。

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各国婚姻立法的发展比较缓慢，其渊源主要来自 惯法、寺院法（见教会法）和罗马法三个方面。早期封建制国家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如法兰克的《萨利克法典》和《里普利安法典》中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主要是 惯法的汇集。它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纪元后的数百年内， 教在欧洲许多地区广泛传播。随着教权的伸张和教令的统一，寺院法从11、12世纪进入全盛时期。在有关婚姻、家庭、监护、继承、收养等问题上，寺院法的权威凌驾于世俗立法之上。1234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命佩尼亚福特的雷蒙德编撰的教令汇编第4编即为婚姻法。到宗教改革以后，婚姻家庭问题上的立法权才逐渐由教会转入国家手中，这一过程被称为“婚姻还俗运动”。

欧洲中世纪（公元12～15世纪）末期还发生了罗马法复兴运动（见注释法学派），使罗马亲属法的原理和规则对各国婚姻家庭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宗教改革（16世纪）和罗马法的复兴，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到资本婚姻家庭制度的转变。

（1）近代法国、德国民法典中的亲属法。随着资本制度的确立，亲属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在形式上已被奉为神圣的法律原则。而实质上，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在更大的程度上受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支配。《 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有关亲属制度的规定，在早期资本国家的立法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些规定包括结婚、离婚、父母子女、收养与非正式监护、亲权、未成年、监护及亲权解除、夫妻财产契约及夫妻间相互权利以及继承等内容，全面表达了资本婚姻家庭制度的要求，在欧洲亲属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贯彻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等原则时，它在亲属法方面的规定远不如财产法方面的规定，还有不少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痕迹。

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是从自由资本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产物。它在亲属部分中吸取了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成果，同时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比《法国民法典》中的规定更加完善，形式和立法技巧也更加周密、成熟，至今仍为联邦德国所沿用。 德国则于1965年12月20日颁布了新的《德意志 共和国亲属法典》。

（2）英美法中的亲属法。和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中的亲属法一样，都是资本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形式。两者在原则上和具体规定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英国法受罗马法的影响较少。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方面，普通法和衡平法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向资本婚姻家庭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英国亲属法的改革是以保守著称的。

美国各州的婚姻立法主要以英国法为其渊源。由于两国的条件不同，英国法中某些明显的封建残余，没有为美国法所承袭。在美国，依各州制定法而成立的法律婚和依普通法而成立的 惯婚同时并存。关于结婚的条件、离婚的理由等问题，各州法律的规定不尽相同。1970年美国的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只有极少数州采用。

（3）当代资本国家婚姻立法的趋势。许多资本国家都不断修改婚姻立法，使之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如亲属制度中的封建残余进一步被破除；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在形式上趋于平等；在婚姻解除问题上也有从限制离婚主义向自由离婚主义发展的趋势。对于资本国家在婚姻立法方面所作的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只有联系各国的实际状况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因为这些国家还存在许多给婚姻家庭关系带来重大消极影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仅凭婚姻立法上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帝俄时代的亲属法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宗教传统。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对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采取了许多重大的立法措施。1917年12月18日，革命 颁发了《关于民事婚姻、子女及实施户籍登记簿的法令》；不久又颁发了《关于离婚的法令》。这些法令对废除反动法律，排除宗教势力对婚姻家庭的干预，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18年9月16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俄罗斯联邦户籍登记、婚姻、家庭和监 典》，于同年10月22日起施行。1926年11月19日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婚姻、家庭和监 典》，192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典。1968年6月27日，苏联较高苏维埃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婚姻和家庭立法纲要》，并在决议中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必须符合该纲要的精神。此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相继颁布了婚姻家庭法典。

在我国整个奴隶制时代，婚姻家庭关系主要是由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礼和统治阶级认可的 惯来调整。在冠、昏、丧、祭、乡、相见的六礼中，婚（昏）为其一。嫁娶中又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婚姻离异方面有“七出”、“三不去”的规定，以及男女、夫妇关系中的“三从四德”等，都发端于奴隶制时代（见封建婚姻制度）。

封建社会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礼、法并用。战国时《法经》，以 入于杂律。秦简已有“家罪”之名。汉《九章律》(见汉代法规)以户律规定婚姻、户籍、赋税等。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承汉制而有所增减，魏律(见三国法规)、晋律(见晋代法规)中均有户律。北齐律以婚事附于户，改称婚户律、北周律则分列婚姻、户禁两篇（见北朝法规）。南朝诸国基本上沿用晋律。隋（开皇律）将婚户合而为一。《大业律》再次分为户律和婚律（见隋代法规）。到了唐代，我国封建社会的婚姻立法臻于完备。现存的《永徽律》（见唐代法规）以《户婚》为第四篇，计46条，不仅是以后各代婚姻立法的蓝本，而且远播域外，对周围一些国家也有相当的影响。

宋代以户婚律载于《宋刑统》，并在户令中重申良贱不婚等规定。辽、金、元的法律均有关于户婚的内容。明律（见明代法规）在户律中有婚姻等门，清律一仍其旧。明代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已有与律并行的例。在清代法律体系中，例的地位更加重要，除律文后附有例外，刑部例中也有婚姻一目。

古代婚姻制度详见于礼而略于律，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调整并不是全面的，除了与刑相关的问题外，其他均由礼来调整，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婚姻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于1930年12月26日公布，1931年5月5日施行的民法亲属编，内容上与北洋 制订的民律第二次草案一脉相承，并且大量地搬用了德国、日本等资本国家亲属法的有关条文，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在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成立前，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 就开始了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制建设。1931年11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有关婚姻条例的决议，同年12月1日，颁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后又加以修改，于1934年4月8日颁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婚姻自由，废除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实行男女平等;保护女人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红军战士的婚姻。其后，许多革命根据地都制定了地区性的法律，有1939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2年12月的《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2年1月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3年的《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等。这些法令的基本精神都是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新 主义的婚姻制度。

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我国婚姻法》，全文分为8章，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共27条。内容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同时涉及家庭关系方面的各种重要问题。“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 利平等，保护女人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 主义婚姻制度”，就是该法在原则问题上所作的重要规定。为了肃清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该法还明确规定禁止重婚、纳妾、收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等。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原婚姻法自新法施行之日起废止（见《我国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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