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sixue

我国整个封建社会都存在着与官学相对而言的私学，全部时间历2000余年，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封建社会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而以孔子私学规模较大，影响最深。那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起着剧烈的变化。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度逐渐形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西周日趋衰落，原来统一的西周国家教育制度不能维持下去，礼崩乐坏。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由于原来在西周做官的，都掌握了一定的文化资料，各有所长，需要到各诸侯国去找工作谋出路，而各诸侯国又需要这些知识分子去为他们服务，甚至各卿大夫的私门为了与诸侯斗争，也需要士为他们服务，士的出路渐广，于是出现了“士”阶层。各诸侯国和卿大夫私门都争相养士，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要求。在这些条件下，私学便应运而生（见春秋战国时期教育）。

士阶层中出现了各种学派，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提出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指出了各家的长短。《汉书·艺文志》说了十家：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管教化。道家出于史官，记载成败存亡祸福的道理，讲求清虚自守，卑弱自持。阴阳家出于掌天地四时之官，讲求天文气象，敬授民时。法家出于理官，注重赏罚。名家出于礼官，注重名位礼数。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贵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尚同。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主张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杂家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小说家出于稗官，相信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话。孔子认为这些虽然是“小道”，但也有可观之处。

各个学派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才，向各诸侯宣传各自的主张。求各诸侯采纳，以扩大政治上的势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在学术上各家有长短，有相反相成的作用。历代封建帝王基本上并非专取一家，乃合各家成帝王之术，为巩固封建制度和各个王朝的统治服务。孔丘代表保守势力，并受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和各派思想的影响，创立了儒家学派。他憧憬着我国原始社会“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注重孝悌、仁义、中庸等道德教育。他整理了文化遗产，成为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要教材。他的私学中，也有贫贱出身的学生，扩大了教育对象。法家代表新兴地主的势力，讲变法、耕战、积极进取、实行法治。墨家代表劳动人民，特别和手工业者相接近，提倡尚贤废私，舍己为人，抑强扶弱，注重科学技术。墨家曾在一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在当时颇有势力。道家代表没落贵族，提倡消极隐遁的人生观，反对学知识，对统治者抱有反感，憧憬着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这四家的影响比较大，他们都有私学。传说在孔子前的邓析及与孔子同时的少正卯，曾设立法家的私学和儒学并争，并说少正卯的私学曾使孔子的私学“三盈三虚”。法家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影响较大，秦穆公时已采用法家主张，商鞅实行过变法，使秦国逐渐富强起来。儒家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影响并不大，孔子周游列国达14年(一说13年)，因为他注重王道仁政，没有一个诸侯接受他的意见，可是他却成了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培养了一大批掌握了经学知识的统治人才，为汉以后各封建王朝“崇尚儒术”的统治打好了基础。孔子受到了历代王朝的尊重，成了没有王冠的“素王”，成了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儒家比较注重教育，大多数人都做过教育工作，所以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对我国古代教育学有重要贡献，尤其孔子所办私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我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基本上已建立了土地私有的封建制度，在七国争雄的统一战争中，“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的声价越来越高，养士的风气有加无已，私学更加盛行。“从师”之风盛极一时，如孟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田骈在齐，“资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许行是一个比较小的农家学派，也有徒数十人。据孟子说，当时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可见他们的徒众是很多的。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赵襄子在一天之内举了两个中牟的贤士为“中大夫”，因此中牟有一半人把田宅卖了去学 文学，打算做官。于是私学更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学派互相批评，互相影响，同时在同一学派中又互相争辩，形成支流。如儒家有思孟派和荀况派。前者成为儒家正宗，后者则产生了后期法家，影响都很大。齐有“稷下之学”(今山东临淄县北)，是齐宣王时招纳了各派学者数百人齐集一堂，百家争鸣，各给予“上大夫”的官衔。孟轲曾在这里游学，荀况曾在这里当过3次“祭酒”，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盛事。

后期墨家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抛弃前期墨家的“天”、“鬼”等概念，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墨经》即代表后期墨家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后期墨家在批判名家诡辩论的斗争中，发展了“墨辩”的逻辑学。秦汉以后，墨家的影响较小，因为它不适合于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统治者不提倡，又受儒家的攻击，墨家私学逐渐衰微。

道家以老聃和庄周为代表，在我国古代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能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自然)为用。……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汉书·艺文志》又指出，道家讲求“清虚自守，卑弱自持。”道家的这些特点很容易吸引许多人。在战国时代发展为杨朱、宋钘、尹文及介于道、法之间的慎到和接近庄周“齐物论”思想的田骈等流派的私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老子》有两种写本，这也说明了道家思想在战国后期以至汉朝都有私学传授和发展。后期道家思想吸收了很多法家和兵家的思想，也有一些儒家的思想。他们也主张统一，不坚持“小国寡民”的主张；也不一味反对战争，只是反对“兴兵失理，所伐不当”的不义之战；不再坚持绝圣弃智，而要求学 ，贵知重士，循名究理了。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往往兼取儒法。秦始皇单纯采取法家政策统一六国而成功，但也因此而失败。到了汉代吸取了前代成败的教训，开始实行了数十年的道家“无为”政策，休养生息，恢复了生产，经济发达，到汉武帝才接受儒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实际上“王霸道杂之”才是汉代真正自己的政策。

法家管子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郑子产不毁乡学，皆为孔子所赞许。李悝是孔子徒弟子夏的学生，后期法家的思想出于儒家荀况的“礼论”，在法家中不仅有些儒家思想并且也吸收了道家的道术和名家的刑名。秦始皇采取法家政策，片面地强调刑法，而不注意教育，只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严禁私学。这是秦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教训，使后代帝王得到了警惕，懂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治国道理。

汉武帝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太学里所立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仍可由私人传授。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争取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有的贯通古文今文的经学，而被称为“通儒”，如马融、郑玄就是当时著名的“通儒”，他们的私学中的学生达到上千人。汉代经学既重“师法”，又重“家法”，太学专经博士，必须严加遵守，否则就不能被选充博士，或即使当上了博士，一经发现，也有被撤换的可能。例如西汉太学博士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因改师法就很久不准进太学当博士。又如东汉张玄被拜为“颜氏公羊春秋”博士，因他不守家法，兼讲“严氏公羊春秋”，经学生告发他学问不专，光武帝不得不撤换他的博士职。 这种“师法”、“家法”的学风，皆由私学培养而成。孔子将春秋传之子夏，子夏传给公羊高，是为“公羊春秋”，数传至胡母生、董仲舒，又数传至眭孟，孟传之严彭祖和颜安乐而成为两家。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 ，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所以汉代是经学的极盛时代，学 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 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有的可以及门受业。而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徒弟，不必亲来受业。私家传授经学的，主要是古文学派，讲求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士族制度，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复杂，天下分裂，国主屡迁。自东汉末已经开端的趋向老、庄之风至魏晋而日盛，300 余年间成为“清谈”或“玄学”。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放弃儒学，他们的“玄学”实际上是“儒”“道”兼综的“新学”。他们用玄学的观点注解儒经，如何晏作《道德论》和《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西晋“竹林七贤”（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极力提倡老、庄，而尤重庄子。南朝梁时，称老、庄、周易为“三玄”。玄学也促进了佛、道的发展。东晋僧徒支遁、慧远最负盛名。慧远不但精通玄学，并擅长儒学，企图以佛学来融合儒、玄，在庐山30多年聚徒讲学，使佛教有很大的发展。在儒、道、佛三家的斗争中，佛教哲学逐渐汉化，佛教发达对我国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佛经的“义疏之学”、禅林、精舍的讲学形式，以及寺院的戒规等，对于儒家的经学义疏、对于儒家在景色秀丽的山林中建立精舍讲学以及后来书院制度的产生，可能都有启发和促进作用。儒学与道、佛既斗争又融合，魏晋经学与汉学的注重章句训诂变为注重义理，开辟了宋代“理学”发生和发展的道路。

儒家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我国古代私学发展的历史。官学虽然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对学术发展的较大功劳在于私学。尤其是儒家以外的各家，在官学中没有什么地位，其所以能保存下来，全赖私学。先秦的私学搞百家争鸣，到汉以后儒学独尊，官学中独有儒学，所能容纳的学生有限，大部分还是靠私学收容，并形成许多新的流派。西汉有师法家法，东汉发展了古文经学，魏晋经学虽然中衰，但具有特色，如王弼注的《周易》被称为“独冠古今”。两晋私学也颇发达，名儒聚徒讲学，生徒常有几百或几千人。如雷次宗在庐山，顾欢在天台山，刘儒业冠于当时，士子贵族莫不下席受业；沈德威在太学当博士，回家还要授徒讲学，皆其著例。南朝的官学时兴时废，教育多赖私学维持。北魏虽曾一度禁止私学，整个北朝为了促进汉化，官学比较发达，但私学也颇盛，如徐遵明讲学20余年，前后学生多至万人，刘献之、张吾贵、李铉等皆当时名师大儒，无不聚徒讲学。

隋唐官学极盛，私学亦兴。隋朝王通是一个大儒家，门徒弟遍及全国，唐代的卿相多出其门下。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亦多从之受业。颜师古以考定五经著名，未显达时以教授为业。孔颖达在未做官以前也以教授为务。刘焯以儒学名重海内，从国子学回家乡后专门从事著述和教授。尹知章在国子学当博士，每日回家还收私徒讲授。韩愈从独孤及、梁肃学古文，成为一代文豪，对复兴古文有功。他的名徒弟李翱、皇甫湜、张籍等皆当时名士。柳宗元贬柳州时，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下者必为名士。

唐代佛教极盛，每一个寺庙实即一个佛教学校。贞观时的玄奘法师，高宗时的义净法师，对于佛经都很有研究，他们把佛学传给门徒。其他著名禅师也进行佛教教学活动。例如怀让禅师的高足徒弟道一禅师向其师学 十年，自成一派，“四方学者云集座下”。禅法之盛，始于这两位 。道一号马祖，徒弟 139人，各为一方宗主。佛寺有讲堂和宿舍，制定了“法规”，也讲究注疏工作，讲求问答和讨论的教学方法。唐代佛教产生了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等宗派，对佛教哲学进行独立发挥，对宋明理学和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五代时期官学不发达，私学转趋兴盛。如前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许多名儒隐居胜地，开学馆，立精舍，设书院，为宋初书院的起源。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唐升元四年(940)创设的白鹿洞书院，洞主为李善通。

书院的历史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势大，其日久，影响很大。书院初为私立，后来才由 控制了一部分。作为聚徒讲学的书院开始于五代，宋兴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书院。后来书院超过了州县学。南宋书院尤多。书院之盛与理学家讲学有密切关系。如南宋的岳麓书院是张栻、朱熹讲学之所，白鹿洞是朱熹讲学之地，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就是朱熹首创的，为各书院所效法。丽泽书院是吕伯恭讲学的地方，象山书院是陆九渊讲学的地方。又有许多书院是为了纪念理学 的，例如 书院，考亭书院都是纪念朱熹的。濂溪书院是纪念周敦颐的，龟山书院是纪念杨时的。元代控制书院，明代普四次毁废书院，这都是为了害怕书院的议论政治，讲学自由。张居正先后竟毁书院达64处之多。东林书院为杨时讲学之处，到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于该书院时，抱道忤时的士大夫纷纷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竟至容纳不下。可见当时东林书院已成为一部分反对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的知识分子发表“清议”的基地，为大地主当权派所忌恨，以致酿成党祸。

宋明理学大抵分为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与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两大派，而各有传授的师承关系，主要是以书院为基地。两大派的共同目的都是扶植纲常名教，同尊孔孟，但前者主张先博览，而后者主张先明本心；后者斥责前者为支离，前者指斥后者太简易，前者是“道问学”，后者是“尊德性”。朱熹与陆象山1175年的“鹅湖之会”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他们虽坚持各自的主张，也互相表示钦佩。甚至在后学中产生了朱、陆调合的倾向。1181年朱熹又请陆象山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题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毕，朱熹大为称赞，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疾，并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明代的王守仁继陆象山而成为陆王派，讲致良知，知行合一，对后世影响亦大，对日本有相当影响。

从教学方面来说，书院制度颇有贡献，例如注意自修和讨论；从组织方面说，皆立有学规或教约之类，指明读书的目的、方法以至生活上应共同遵守的规则。在近现代， 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主办农民讲 所时，颇多吸收书院的经验。

小学阶段的教育，我国古代由私学办理。汉代的蒙学，一般称“书馆”或“学馆”，教师称“书师”，教材是“字书”。儿童8、9 岁入学。自汉以来，蒙学“字书”很多。小学以识字为主，字书读完后可读《孝经》、《论语》。汉代已开始创设“义学”。四川什邡县令杨仁，劝部属子弟就学，由是“义学”大兴。以后凡以筹募的或宗族公款招收贫民子弟入学的都叫“义学”，在我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宋元明清各代，皆有此类初级阶段的私学设置，有乡校、小学、冬学、村塾等名称。为年龄较大、程度较高的学生而设的私学，则有“经馆”和“书院”等名称。至于家塾则由富家自办，专门为自家或亲戚子弟聘请名师授业。元初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一部著名的家塾教学计划。

私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很有关系。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自学成才、家学相传、师傅传授或朋友共同研究。我国官方科技教育，至唐始有正式的专门学校，在此之前即已积累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如东汉张衡在太学读书，受扬雄“太玄经”的启发，又与太学学友崔瑗共同研究，成为伟大的天文、算学家。南朝祖冲之则受家传成为伟大的历法算学大家，其子祖暅又成为优秀的数学家。明代著名中医李时珍，一方面受他父亲的传授，再尽毕生之力（30年时间），参考800余家， 广泛到各省调查搜集资料，70岁时才编成《本草纲目》的巨著。他的医术又为其子建方和学生宠宪所继承。明晚期科学家宋应星，总结我国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写成《天工开物》一部巨著。黄道婆私人传授织崖州被，教人制棉和织被面，她的家乡1000多家赖以为生。这又是一种接近工人技术学校性质的私学。

参考书目

毛礼锐等编：《我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79。

《我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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