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 Yu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

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 ，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之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韩愈的文学主张，与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有密切关系。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比较复杂，主要渊源于儒家，但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他一方面谈仁义，谈性三品，继承孟轲、董仲舒的儒学传统，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原道》），僧徒返俗，佛经焚毁；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和鬼神。一方面赞扬孟轲辟排杨、墨，“功不在禹下”，认为“杨、墨行，正道废”（《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一方面主张“宗孔氏”，“贵王贱霸”(《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盛赞管仲、商鞅的事功，指斥后人“羞言管、商氏”为“不责其实”（《进士策问》）。一方面诋毁王伾、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另一方面却追随另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家裴度，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因此，韩愈虽然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是“为文所得处多”，但对儒家之道“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杨时《送吴正子序》）。

关于散文和诗歌的写作，韩愈有整套理论。第一，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主张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而道的内涵，就是仁义。第二，古道载于古人之文，尊尚古道，就要提倡古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提出学 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严格规定“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的学 标准。于五经外，也要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同工异曲”的作品，“沉浸郁，含英咀华”（《进学解》），合“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旧唐书》本传）于一手。第三，学古的用意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惟善用古者能变古”（刘熙载《艺概》），所以他坚持“唯古于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写作原则。第四，用古文的形式写有充实内容的作品，首先要求作者有扎实的道德修养。他根据《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养气论，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第五，充实的内容又必须来自现实生活的土壤。他认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平情绪是使作品思想性深化的原因，因而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等论点，“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词”(刘熙载《艺概》)。这就突破了文以载道观点的局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关于《诗三百篇》的“怨”“刺”作用、屈原的“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等说，并对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起了重要影响。第六，在作品的风格方面，又强调“奇”。“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李肇《国史补》），可见韩愈的诗文，在“元和体”中代表着“奇诡”的一路，韩愈与元稹、白居易，都推崇杜甫，但发展的方向不同。元、白重杜轻李，韩愈则李、杜并重。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奇情壮思、幻想驰骋，更倾向于李白。他批判扬杜抑李论者“蚍蜉撼大树”，推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示自己跟李、杜“精诚忽交通，百怪我入肠”，向往并追求李、杜那种“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的雄奇风格，这对同时代的作者如樊宗师、李贺、卢仝、皇甫湜和宋代王令、清代胡天游等人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所作赋、诗、论、 说、 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 碑志、 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愈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种类型，是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和中篇。如从现实的政治、经济观点着眼的《原道》、《论佛骨表》，从哲学观点立论的《原性》，从传道授业角度说理的《师说》等。这类文章，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又一种类型，是一些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概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用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的问答形式和幽默笔触，表现自己的坎坷遭遇，嘲讽社会上的庸俗 气，构思奇特，锋芒毕露。再一种类型，是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如书信体《答李翊书》、《与冯宿论文书》，赠序体《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等。文笔也多变化，如《送孟东野序》用38个“呜”字贯串全篇，《送高闲上人序》以精湛的理论与奇幻的形象描写相交织等，都是论说文的上乘。

叙事文在韩愈散文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其中一种类型，是学 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的体裁，歌颂唐王朝平定藩镇叛乱的业绩，“句奇语重”，“大笔淋漓”，向来被认为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李商隐《韩碑》)的巨制；《画记》直叙许多人物，也是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脱化而来的。又一种类型，是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英雄人物形象，叙事、议论、抒情相融合，为公认的名篇。此外，描绘人物生动奇特，学 《史记》、《汉书》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亦为一种类型。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又是一种类型。但在韩愈所写的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也有一些为“谀墓”之作，当时已被刘叉所讥斥（李商隐《刘叉》）。

抒情文中的祭文，表现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写，突破四言押韵常规的，如《祭十二郎文》，是一种类型；表现朋友交谊、患难生活，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又是一种类型。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具有小说意味，但和当时一般传奇小说仍有区别。《毛颖传》多少带有作者的身世感慨，《石鼎联句诗序》或以为是讥讽当时宰相之辞。这类作品，时人“大笑以为怪”，而柳宗元独以为奇（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答杨诲之书》）。柳宗元也写了几篇类似的文章。韩愈的门人沈亚之，则是著名的小说家。他们多少受到韩愈的影响。

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说是“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与司马迁“相上下”而“过扬雄远甚”;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是“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很能形容出韩文的主要风貌。这样的散文，对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具有扫荡作用。韩愈又是语言的 ，善于对前人的语言推陈出新，对人们的口语进行提炼。如“蝇营狗苟”(《送穷文》)、“贪多务得”、“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等新颖词语，韩文中为数不少，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我国语言的宝库。他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创造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另一方面，他还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来一部分文人也有影响。

韩愈的诗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一类诗，不仅是“怪怪奇奇”的几幅“ 曼荼罗画”（沈曾植评《陆浑山火》诗语），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内容。那种雄奇境界，也存在于不少写景诗如《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抒情诗如《孟东野失子》等作品中。但韩愈诗在追求奇谲的同时，往往也有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等近于文字游戏的缺陷。韩诗艺术特色的另一表现为朴素无华。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政治得失、同恋人民疾苦的作品，长篇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传统;短篇如《汴州乱》，接近白居易、张籍的风格。一些写景咏物诗如《山石》、《南溪始泛》、《杏花》，一些抒情诗如《题驿梁》、《答张十一功曹》，也都具有不尚雕绘、本色天然的好处。

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诗”。这是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主要表现为：

（1）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清人方东树指出它们使用了“古文手笔”、“古文章法”（《昭昧詹言》）。《泷吏》则用古文《进学解》的结构布局为诗。这种诗体散文化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缺点在于有时把散文的虚词过多地引进诗中，如“放纵是谁之过欤”（《寄卢仝》）“知者尽知其妄矣”（《谁氏子》）之类，其实都是文章语句而不是诗句。后代诗人如钱载、翁方纲等，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变本加厉。

（2）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以议论为诗，有时甚至通篇是议论。如《君子法天运》一首，通篇用《荀子》的议论和语句为诗，味同嚼蜡。《谁氏子》、《谢自然诗》的后半篇排斥道教，《送灵师》头一段排斥佛教，则是押韵的《原道》、《论佛骨表》。《荐士》上半篇，概论诗歌发展，又是《送孟东野序》一类文论的翻版。这些，都不符合形象思维的写作规律，和《诗》三百篇以及杜甫诗中结合少许议论的作品不同。宋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的部分作品，尤其是理学家的诗，就受了这种影响。

（3）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传统的文学作品分类，赋是列在文章体裁之内的。韩愈的以赋为诗，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南山诗》最有代表性，宋代洪兴祖指出它“似《子虚》、《上林赋》”（《韩集五百家注》引）；朱彝尊说它是“以赋为诗，铺张宏丽”(《韩昌黎诗集》两色批点本)。这首诗中连用50多个“或”、“或如”、“又如”，又连用14个迭字句，吸收《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七发》、《文赋》以及佛经《佛所行赞》中的句式并加以扩展，排比形容，层出不穷，别开长篇雕绘的途径，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一变谢灵运以来五言的清丽风格，跟杜甫的五言短篇也不相同。《城南联句》写长安各种事物，用的也是赋体。这类诗，有光怪陆离、雄奇纵恣的艺术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晦涩呆钝、僻词怪字满纸的缺点。

韩愈以文为诗，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吕惠卿却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各着眼于一面，得出褒贬不同的结论。

韩愈以文为诗，因而在各类诗体方面，擅长古体，律诗绝句数量较少。但其律、绝中也有少数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为历来选家、评论家所赞赏。

韩愈诗文，唐代以来久有定评，古文方面评价尤高。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韩愈冠首。诗歌方面，评论则有分歧。赞扬韩诗的，司空图说它“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宋代人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引），赵秉文以为“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与李孟英书》），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总之，都承认他是开派的大家。持贬抑论者，除沈括外，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后山诗话》），王世贞以为“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艺苑卮言》)，近代如王闿运、章炳麟诸人对韩诗也多贬词。两种评论，各走极端。陈三立说：“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题程学恂〈韩诗臆说〉》）这是对韩诗艺术成就较为公允的论断。

韩愈的集子，为其徒弟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南宋末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经明代徐氏东雅堂翻刻后，最为通行，系全录朱熹《考异》和节录五百家注而成。廖氏原刻今有影印本。诗集单行注本，清代有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2种。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

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的，宋代有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清代有陈景云《韩集点勘》、王元启《读韩记疑》、沈钦韩《韩集补注》、方成珪《韩集笺正》，近人有徐震《韩集诠订》。

韩愈生平事迹，见于皇甫湜《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韩公行状》，这是最原始的材料。新、旧《唐书》本传，朱熹并有《新唐书》本传的详注。编为年谱、年表的有好几种，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方崧卿《年谱增考》即合刻在洪谱各条之后。

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编》、郑珍《巢经巢文集》、俞樾《俞楼杂纂》诸书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诗文的代表著作。单篇论文，以近人陈寅恪《论韩愈》为最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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