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buyizu

[外文]：Bouyei nationality

我国的少数民族。（见彩图）史籍称其先民为“牂牁僚”、“西南蕃”、“仲家”、“夷家”等。自称“布依”或“布越”；部分人自称“布侬”、“布曼”等。我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人民共同的自称，统一用“布依”作为民族名称。聚居于黔南、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地区和贵阳市，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地区、遵义地区、毕节地区、六盘水特区及云南的罗平、四川的宁南、会理等地也有分布。人口为2120469人(1982)。使用布依语，属汉藏语系　壮侗语族　壮傣语支，与壮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我国建国前无文字，用汉文；建国以后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方案。

布依族的先民，包括在古代泛称为僚的族群之中。一说是由“百越”（见越）的一支发展而成;一说是由“百濮”（见濮）的一支发展而成;一说战国晚期到西汉的“夜郎”国与今日的布依族有渊源关系，因为夜郎虽辖地辽阔，但其中心地带在今盘江（古称豚水）流域，而盘江流域历来是布依族的聚居区。

布依族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文物，如青铜犁、锄和铁制锄、锸、铲等适用于稻田耕作的农具及稻田模型，与《史记》所记夜郎之民“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情形互相印证，说明布依族是一个古老的种植水稻的农业民族。汉王朝对古夜郎的开拓和封建郡县制度的确立，历魏、晋、南北朝，大姓势力日益强大，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封建领主经济逐步形成。唐代在布依族地区推行“羁縻制度”，教民屯田、耕织和兴学校，发展了领主经济。唐武德三年(620)，以当地大领主谢龙羽为牂州刺史；贞观三年(629)，以谢疆为南寿州(后更名庄州)刺史；贞观二十一年(647)，以西赵首领赵磨为明州刺史。他们都世袭领地及其属民。唐末五代时期，莫氏雄于南宁州(今惠水县)，张氏雄于牂牁地（今瓮安、福泉、余庆等地），尹氏起于都云。北宋初年，龙方、张石、罗氏起于南宁州，取代莫氏而有其地。宋朝分别授予刺史、司阶、司戈、 将军等职衔。后增程、韦和卢氏， 史称“西南八蕃”。宋代还有与布依族先民关系密切的罗殿国（辖地在今罗甸、贞丰、紫云、晴隆、普安一带）和自杞国（今兴义、安龙一带），因系南宋王朝购买大理国马的重要通道，商业很兴盛。元代在布依族地区建立了土司制度，设置了顺元路安抚司(今贵阳)、罗甸宣慰司（包括安顺地区）、于矢部万户所（今黔西南自治州）、都匀军民府（含黔南自治州部分）和泗城军民府等。布依簇地区的土司制度更趋于完备。

明朝和清朝初期，土司制度更加完备，土司和土官占有领地内全部田土，将属民世世代代束缚在领地上（但不能任意杀戮和买卖属民）。土官对属民实行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剥削，同时进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其名目达十余种之多。与此同时，明廷还在布依族地区推行“卫所屯田制度”，置营田使，经管“军屯”和“民屯”，后来，这些地区首先转化为封建地主经济。从明末到清初，随着布依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境内的属民也日益发生两极分化，人口大量增加，开始出现了租佃和买卖田土的现象。土司和土官不得不承认领地内这种已经存在的田土买卖和租佃的合法性，并同意和褒奖开荒垦殖（新垦殖的田土也可买卖），以维持属民的生计。随着田土买卖的发展，有的土目、头人也日益贫困，将私田和粮田转售于 ，如普安县有的汉族地方竟典买土司全庄。布依族地区部分富裕的土官、把事及少数占有较多田地的属民，还有汉族地主和 者形成了新的地主阶级，实物地租也逐步取代了劳役地租。雍正五年(1727)，清王朝采取的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客观上确立和发展了布依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加速了领主经济的崩溃，土司制度也随之消亡。但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田土日益集中，地租剥削越来越加重，迫使布依族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

清嘉庆二年（1797）夏历正月初，布依族人民为了反抗官府重重剥削及强征农民去 苗民起义，而爆发了大规模的南笼府布依族农民起义，坚持近一年之久，势力广达数百里。这次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布依族女人王阿崇（1778～1797，号囊仙）和韦朝元（1768～1797，号光仙，人称“七绺须”）。同年八月，清廷连派重兵 ，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王、韦等被俘，就义于北京。起义军的壮烈事迹，迄今仍在布依族地区流传。

1840年 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布依族地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咸（丰）同（治）间，贵州各族农民掀起了武装起义。1854年独山州布依族农民领袖杨元保首先揭竿而起，攻抵独山州南门，揭开了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的序幕;1855年镇宁扁担山爆发了曾煜华等领导的布依族起义和上江(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布依族罗光明领导的有布依、水、汉等族人民参加的农民起义；1861年归化(今紫云县)布依族、苗族农民在入黔太平军曾广依部影响下起义。此外，广大布依族农民还和苗、汉、侗、水等族人民一起参加了苗族农民领袖张秀眉、陶新春、岩大五等分别领导的农民革命军。所有这些农民起义都打击、削弱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势力。这些起义由于与全国各地农民革命力量互相声援，成为近代农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争以后，布依族地区还数次掀起反抗帝国主义传教士进行文化侵略的斗争，充分表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 (1911)到1935年，布依族人民惨遭滇黔军阀 。1935年以后， 对布依族地区实行反动经治。布依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榨下濒于绝境，缺衣少食，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悲惨生活。为了求得生存和解放，布依族人民和汉、苗等族人民一起掀起了多次反苛政的武装 。

布依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是在我国 党的领导之下，才最终取得胜利。1930年广西红七军两度进入贵州，宣传革命和开展反封建斗争；1932年广西右江d委派部分干部到黔南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红军长征经黔南和黔西南时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1937年 全面展开后， 桂西d委在黔南建立了 黔桂边特别支部，同时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抗日 联军，准备一旦日寇侵入贵州，即进行殊死抵抗。然而这支抗日队伍却于1940年被 下去。解放战争时期，在 滇桂黔边区纵队的领导下，镇宁、关岭、安龙、兴仁、兴义等地布依族青年组成了六马游击队（后改编为罗盘游击区第七支队）和兴义游击团，配合解放大军进入云贵高原，迎来了布依族地区的解放。

布依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有民歌、故事、神话、寓言、谚语、歇后语和谜语等。以民歌具有特色，种类有古歌、叙事歌、情歌、酒歌和劳动歌等；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和重唱；曲调有“大调”、“小调”之分。每逢婚丧和节日，歌声昼夜不停。戏曲以地戏和花灯著称，情节生动、优美。常见的舞蹈有织布舞、狮子舞等，动作协调，矫健轻捷。乐器有唢呐、月琴、姊妹箫、锣、铜鼓等。铜鼓是历来受珍视的传统乐器，遇隆重节庆方能敲击，在丧葬和祭祀中须由鬼师敲击。（见彩图）工艺美术以蜡染素负盛名，色调纯朴，图案美观。编织品如荔波竹席和平塘斗笠，也驰誉四方。

布依族聚居区山川秀丽。贵阳市郊花溪天然如画，被誉为“贵州高原的明珠”。镇宁黄果树瀑布声如奔雷，闻名世界。（见彩图）布依族村寨多依山傍水或建于河谷平坝上。富有地区特点的“干栏”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圈性畜和存放柴草。服饰特色是洁净淡雅和庄重大方。（见彩图）男子穿对襟短衣或长衫，包蓝色或白底蓝方格头巾。女人大都穿右大襟上衣和长裤，或套镶花边短褂，或系绣花围腰，也有着大襟大领短袄，并配蜡染百褶长裙的。节日里还佩戴各种银质首饰。

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近亲不婚，但流行“姑舅表婚”。建国前缔婚须门当户对，重彩礼。父母包办的早婚称“背带亲”。某些山区的布依族青年举行婚礼后，新娘即回娘家居住，称为“坐家”。“坐家”后方可长住夫家。葬式在近代实行棺葬，须请巫师开路，有砍牛办斋超度死者的，谓之“打戛”。

节日除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外，还有“四月八”、“六月六”。“四月八”又称“牛王节”，须蒸糯米祭祖和给牛吃，并让牛休耕一天。“六月六”是布依族的隆重节日，仅次于春节，布依语称“更将”。人们赋予它各种神话传说，有的地区相传为纪念布依族起义领袖的节日。布依族群众信鬼神和“鸡卜”，崇拜祖先。近百年来，也有信仰天主教和 教的。

1949年底到1951年3月，布依族地区相继获得解放。在我国 党和人民 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除掉了产生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根源。随之又完成了城镇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义改造。按照我国 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布依族地区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1956年8月成立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82年5月1日成立了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1963年9月成立了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1966年2月成立了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1982年2月成立了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布依族干部善于联系群众，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今日布依族地区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建国前，布依族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建国以来，陆续兴办了钢铁、煤炭、电力、机器制造、化工、纺织、建材、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皮革、食糖、酿酒、食品加工、卷烟、造纸、印刷、电子等工业，工业总产值迅速上升，少数民族工人发展到数万。富有民族特点的布依族蜡染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国后建立了安顺市蜡染厂，产品畅销国内外，受到日本、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赞赏。农业产量每年递增，水利设施、水电站的建设和农业机械在迅速发展。特别是1978年我国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产量大增，农林牧副渔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县区乡之间有公路连接，黔桂、滇黔、川黔、湘黔铁路干线通过布依族地区，贵阳市还有四通八达的航空线，改变了布依族地区交通闭塞的落后面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很快，小学基本普及，县和部分区有了中学，还办起了中专、技工学校、师范学校和师范专科学校。建国前疟疾发病率高达57％，现已降到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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