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ou Qi Zi

明代文学流派。主要由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人组成。他们在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之后，继续提倡复古，相互鼓吹，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他们是后七子。后七子的基本文学主张同前七子一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他们看来“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这就否定了汉以后的全部文章。他们并且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於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麟先生传》）。他们还提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而后流於六朝，千变万化，至盛唐极矣”（谢榛《四溟诗话》），极力颂扬盛唐诗歌。

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较长，他们的文学主张彼此也有不少差异，而且有所发展和变化。开始，“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明史·谢榛传》）。谢榛虽也主张模拟盛唐，但其取径较宽，诗论也并不过分拘泥，如说“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较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他还很重视创作中的“超悟”、“兴趣”。待到李攀龙声名大振后，复古理论走向极端，“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於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要求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送王元美序》)。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垂二十年之久，“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就在这过程里，王世贞也渐渐觉察到复古主义的某些弊病，曾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选序》）的道理，在品评他人诗歌时，也肯定“直写性灵，不颛为藻”、“不求工于色象雕绘”。

由于后七子立论有的褊狭，有的通达，故其创作中的模拟仿古程度也有所区别，其中李攀龙最为严重。后七子在近体诗方面都有一定功力，李攀龙俊洁响亮，王世贞精切雅致，吴国伦整密沉雄，徐中行闳大雄整，谢榛神简气逸。但都带有模拟的毛病。加之才气不足，生活不厚，常有重复雷同的现象。

尽管后七子复古运动后期，在公安、竟陵二派的攻击下，已不能左右文坛。但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诗人所接受。明末陈子龙还盛称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楼诗稿序》)。清初诗家如朱彝尊、毛奇龄的手眼也多承七子。即顾炎武、吴伟业也受影响不小。到了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仍偏袒七子，论诗亦与七子有同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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