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nziyouzhuyi

[外文]：neo-liberalism

以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西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潮。

经济自由主义原是资本自由竞争时代的一种经济思潮。18世纪和19世纪初，主要代表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和D.李嘉图。他们对内主张自由放任，对外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的干预和保护。他们的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反封建的性质，适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自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 以后，阶级斗争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J.-B.萨伊、F.巴师夏等的经济自由主义，成了单纯为资产阶级谋取私利和为资本制度辩护的工具。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表明了生产社会化与私人资本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以经济自由主义的老办法对付这次大危机完全不行了。因此，一方面，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转到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立场上，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张修正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修正关于国家的经济作用，以及国家干预和资本自由竞争机制的关系的理论，这样就产生了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1938年，在巴黎举行了新自由主义者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确定了新自由主义派的经济纲领，这次会议被称为“李普曼学术讨论会”，W.李普曼

（1889～1974）是美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在他的著作特别是在《自由城市》一书中，制定了既符合经济自由主义，又有利于国家垄断资本的原则。他的论点对新自由主义的形成有一定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日益取得广泛的影响。当代新自由主义有几个中心，它们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新奥地利学派，英国伦敦大学的伦敦学派，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学派，联邦德国弗赖堡大学的弗赖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F.von哈耶克与上述几个学派都有密切联系。

主要有：

（1）以萨伊定律（“供给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为理论基础，认为通过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否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凯恩斯所确认的“非自愿失业”；

（2）信赖市场供求的自动调节作用，认为通过自由放任可以达到经济均衡的发展，反对凯恩斯主义的 干预，断言经济危机是由于 过度干预引起的，即使要有所干预，也应降低到较低限度；

（3）坚持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量入为出，开支力求节省，税收力求其小，收支平衡，反对赤字财政；

（4）主张稳定物价，反对通货膨胀。

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早期的经济自由主义，它并不认为自由竞争能够自动地得到保证，并且承认资本存在一系列“弊端”，如垄断统治、比例失调等，正是这些弊端损害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导致资本社会动荡不安。因此，新自由主义认为：为了使资本竞争顺利进行，国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参预经济活动，但反对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反对规定价格的政策。新自由主义提出，国家参预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竞争，限制垄断。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者否定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提出反垄断的主张时，把矛头指向工会。

新自由主义各派在基本理论上虽然是一致的，但由于所处国家及民族条件的特殊性和方法上的特点，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分歧也是较明显的。

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是唯一的重要因素，强调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措施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使其同经济增长率大致相适应。

供给学派除了重视货币因素外，更强调生产。认为单靠货币主义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不足以使美国经济摆脱目前的困境，只有大幅度降低税率，削减 开支，才会 供给，使资本经济稳定增长。供给学派断言，降低税率可以 人们多投资和更加勤奋地工作，从而可以增加总产量和总就业量，而且最终仍将导致 收入的增加。

合理预期派由货币主义衍化而来，主要是针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而提出论点和政策。他们认为，人们在进入市场以前，已经充分了解以往的价格变动情况，进入市场以后，又把过去的信息同现在的信息综合在一起，然后根据这种信息对未来的价格变动作出预测，采取有依据的对策。但 的决策不如公众的灵活和及时， 的信息也不如公众的完备和详细，因此， 的政策可能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所抵消，从而变得失效。或者 因公众已采取预防性措施，而不得不放弃已经制定的政策。可见，合理预期派在看待 政策上，得出了比货币主义更加悲观的结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是有害无益的，它反对 干预私人经济的一切措施。

弗赖堡学派鼓吹“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即主张尽可能地让市场力量来自行调节全国的经济活动，而在某些被认为必要的场合，则应由 进行某些干预。弗赖堡学派的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把经济自由主义同凯恩斯主义调和在一起。

哈耶克先后在维也纳大学、伦敦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弗赖堡大学担任过教授，这些大学的新自由主义派都把他引为自己这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更具有奥国学派传统，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调节，要求给予私人经济以最充分的自由。在哈耶克看来，“理想”经济的实现，要有以下前提条件：物价稳定，灵活的货币工资政策（灵活降低工资），国家预算平衡，取消国家印发钞票的垄断权（即“货币的非国家化”），恢复金本位制，把国家作用缩小到较低限度等。

一般说来，新自由主义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分歧，实质上不在于国家干预经济这一原则本身，而在于干预的程度和形式。凯恩斯主义认为，国家所以必需干预经济，是由于自动发生作用的市场机制受到破坏而引起的，不用国家干预来代替市场机制，资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干预经济是为了恢复市场机制，并使之在资本经济中继续起作用。凯恩斯主义公开主张对经济实行调节，新自由主义则打着“自由企业精神”、“社会市场经济”等旗号，以掩盖它为国家垄断资本辩护的实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同时存在，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更加灵活多样，以求适应各国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要求。

新自由主义具有反主义的思想倾向，这突出地表现在哈耶克和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

哈耶克坚决反对科学主义，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国民经济计划化诬蔑为“通向奴役”的道路，把主义国家诋毁为“ 者”、“极权政治”、“拥有极大垄断权的国家”。哈耶克历来被认为是“极右翼的”、“保守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则提出了一整套“理论”来同主义相对抗，其基础就是W.欧根的两种“理想经济类型”学说。在欧根及其门徒看来，在古代罗马，中世纪各国以及现代欧洲、亚洲、美洲各民族中，曾经有过的，而且现在还存在着的只是两种可能的形式，即两种“理想经济类型”：“市场经济”和“集中管理经济”。认为历史上一切经济秩序莫不是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体现。所谓“市场经济”，系由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来影响经济；所谓“集中管理经济”，则是通过 的计划和命令来调节经济，其实质乃是排除市场、私有制和价格形成。属于前者的是一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特别是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而属于后者的则有 主义经济，封建采邑经济，埃及法老奴隶制经济。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把主义计划经济也归属于“集中管理经济”，并且认为，“市场经济”是美好的，“集中管理经济”是邪恶的。

8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由盛而衰，而新自由主义却颇为得势。资产阶级经济学内部各种思潮的兴衰交替必将继续下去。不过，无论哪一种经济思潮得势，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资本痼疾。

参考书目

胡代光、厉以宁编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第4、5章，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第12、13、14、17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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