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ang-Zhou kaogu

我国考古学以王朝为区划标准的考古学阶段之一。这一阶段从商汤立国起，经西周、春秋、战国，至秦始皇统一我国，年代大约从公元前17世纪开始到前221年，前后共约1400余年。商周考古通常分为商、西周、东周3个时期，而东周又可分为春秋、战国两期。这一分期既照顾到我国历史的传统，又便于探讨各个时期的考古学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商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又逐渐推进到长江流域，当时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则散布在其外围。就目前的发现而论，除了少数几个边陲省区外，几乎各地都有商周时期的遗存。

商周考古是我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比较完善的文字制度，结束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进入了文明的历史时期。第二，这时期已属青铜时代，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并进而完成了由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第三，城市兴起，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有关这些文化因素的渊源和发展，都需要在考古学上作出阐述和解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研究，特别是我国成立以来的工作，商周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有可能建立起商周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大量新的考古资料使文献不足的商周古史得到丰富和充实。但是，也还有不少问题至今未能解决或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仍有待于今后去探索。

我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而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商周青铜器从西汉起就时有发现，所谓“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但是，金石学作为一种研究古物的独立的学科，实始于北宋时期。北宋时，古代器物出土日多，至北宋末年，皇家和私人收藏的商周古器已达数千件。吕大临的《考古图》是最早的一部金石学著作，它记录了当时公私收藏的、包括安阳殷墟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并对铜器的器形、花纹、度量、时代、铭文等作了较有系统的考察。清代中叶以后，金石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钟鼎彝器之学蔚为大观，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商周考古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商代甲骨的发现是商周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1899年，由于偶然的机缘，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商代文字被发现，并被确认是商代后期王室占卜刻辞，引起了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极大注意。他们多方搜集商代甲骨并汇编成册，详加考释，这样，商周考古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即甲骨学。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字的著作。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学的研究上贡献尤多。对甲骨出土地点的查访和确定，又为以后发掘安阳小屯殷墟奠定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近 古学开始兴起，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迅速开展。商周考古方面的主要工作有：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1930年的燕下都遗址的发掘；1932～1933年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发掘；1934年发掘宝鸡斗鸡台墓地；1935年发掘汲县山彪镇的战国墓；1935～1937年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的发掘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安阳殷墟的发掘。殷墟发掘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间连续发掘15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见彩图）在小屯村附近发掘了50余个夯土基址；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了10座大墓和上千座小墓；还发掘到包括2万5千多片甲骨刻辞在内的大量遗物。现在，我们对商殷时期的历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主要得力于殷墟的发掘。

我国成立后，为学术研究和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考古工作的科学性也逐渐增强。商周考古方面，按照学科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商文化的渊源和夏文化的探索、殷墟的布局和文化分期、商周都城的形制和发展、商周的经济生活和少数族的文化遗存等一系列研究课题。根据这些学术课题和配合基建工程所做的主要工作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二里头文化的确立；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安阳殷墟的继续发掘；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的发掘；陕西长安丰镐遗址的发掘；陕西岐山、扶风周原遗址的发掘；东周列国城址的勘查；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长沙、江陵等地楚墓群的发掘;曾侯乙墓和中山王墓的发掘;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和侯马铸铜遗址的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湖熟文化的发现等。作为这些发掘和研究的成果，除已经发表大量的报告和简报外，还出版了《甲骨文合集》、《郑州二里冈》、《殷墟妇好墓》、《小屯南地甲骨》、《沣西发掘报告》、《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上村岭虢国墓地》、《曲阜鲁国故城》、《江陵雨台山楚墓》等重要的考古学专刊。《新我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二书也对各地商周时 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新我国成立后的30多年，在商周考古领域内，无论是在发掘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是在研究工作取得的成绩方面，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这一系列的工作，已经为商周考古的深入研究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50年代以后，先后发现了郑州二里冈期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根据它们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各自的文化特征，确立了以二里头文化为早期、二里冈期为中期、殷墟为晚期的商文化发展序列。

这一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的伊河、洛河流域，颍水、汝水上游和晋南的汾水下游。由于豫西和晋南地区的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所以又被分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4期。 第一、二期的陶器有较多的磨光陶、黑衣陶和棕褐色陶，纹饰以篮纹和细绳纹为主，在器形上有较多的河南龙山文化的色彩；第三、四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纹饰多为粗绳纹，器内壁多有麻点，器形多与二里冈期有渊源关系。二里头文化的第三期是它的最繁荣的时期，有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和最早的青铜礼器，还有精致的玉器等。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提供的一系列数据，二里头文化第一至第四期的年代约在前1900至前1500年之间，其晚期已进入推算的商王朝年代范围之内。

这种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湖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江西等地也有发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即二里冈下层，陶器多薄胎、卷沿、饰细绳纹；晚期即二里冈上层，陶器多折沿，饰粗绳纹及同心圆印纹。郑州商城是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的发现，被认为是商代中期的都城遗址。这一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有很大的发展，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青铜礼器的数量有很大增长，铸造技术有较大提高。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内涵来看，它恰恰是二里头文化和殷墟文化的中间环节，与二者一起组成了商文化的完整系列。

即小屯文化。安阳殷墟是盘庚迁殷后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文化分期问题是新我国成立后才提出来的，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和器物的特征，可以分为4期。各期遗存中包括不少甲骨刻辞，为分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殷墟第一期相当于武丁时期或稍早，约当前13世纪后半至前12世纪初；第二期为祖庚、祖甲时期前后，约当前12世纪前半;第三期为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约当前12世纪后半至前11世纪初；第四期为帝乙、帝辛时期，约当前11世纪中叶。各期文化前后衔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

西周时期的遗存可以灭商前后为界划为两个时期，前者即先周文化，后者又可以再分为早、晚两期。

这个问题的探求可以追溯到1934年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当时发现一种高领袋足鬲，口两侧有双耳或横鋬，被认为是西周陶鬲中的较早形式。以后，这种鬲在关中西部多有发现，而且从地层上证实了它早于西周初期，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的第三、第四期，因此被认为是灭商以前周人的文化遗存。关于先周文化的进一步分期，还需要积累更多的资料。

根据丰镐遗址的发掘资料，西周的居住址和墓葬可以分为早、晚两期，两期的陶器有明显的区别。早期的红陶较晚期多，还有少量磨光陶，晚期则不见。早期多印纹，晚期多弦纹和篦纹。早期有鼎、簋、尊，晚期绝迹，晚期的盂也不见于早期。早期的鬲为尖锥状袋足，或三足间的腹部向里深陷，晚期的鬲袋足下有矮足根，或裆部极矮。早期的豆为粗柄深盘，晚期的豆为细柄，中腰有凸棱。早期墓葬的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簋、罐，晚期则为鬲、豆、盂、罐。早期居住址和墓葬的年代大约从西周初年到穆王时期，晚期居住址和墓葬的年代大约从穆王以后直到西周末年。

西周时代的有铭铜器很多，为断代研究提供了较可靠的资料。目前一般将西周青铜器分为3期，早期相当于武王至穆王；中期为恭王至夷王；晚期为厉王至幽王。它和西周考古分期虽有不同，但相互间可进行比较参考（见西周铜器）。

1949年以来，各地发掘的东周墓葬已有6000余座，根据这些资料，特别是中原和南方的墓葬资料，可将东周时代划分为春秋、战国两大段，每段又可分为早、中、晚3期。

自前770年至前476年，共295年，可分3期，每期约100年。早期的材料较少，早、中期之间的区别不很明显。以陶器的组合而论，中原地区春秋早、中期为鬲、盆、罐，晚期则为鼎、豆、罐。南方地区楚墓的情况有所不同，春秋早、中期为鬲、钵、罐，晚期则为鬲、钵、长颈壶。两地所出的同类器物，在形式上也不相同。

自前475年到前221年，前后共255年，可分3期，每期约85年。中原地区，战国早期和中期的陶器组合均为鼎、豆、壶，晚期为鼎、盒、壶。南方地区在春秋战国之交开始以仿铜陶礼器陪葬，有鼎、簠、壶和鼎、敦、壶两种组合形式，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晚期则变为鼎、敦、壶。

龙山文化晚期，一些聚落遗址已经出现规模较小的城堡(见我国新石器时 古)。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统治集团政治上的需要，大概在商代早期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有防御设施的都城。商代的都城曾经多次迁徙，由考古发掘可以确认的有偃师尸乡沟商城、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西周的都城，一在岐山、扶风的周原，是灭商以前的都城；一在长安的丰镐遗址，是西周时期的都城。

偃师二里头遗址由于发现二座规模宏伟的宫殿建筑基址而被认为是商代早期的都城，但是至今没有发现城墙的痕迹。1983年，在距二里头遗址东北6公里的尸乡沟，发现一座商代早期城址，有人认为这很可能是商汤所都的西毫。商代中期的郑州商城是1955年发现的，经过多年的勘察和发掘，已经查明城墙的周长、结构和主要遗迹的分布等。同时期的城址还有黄陂盘龙城遗址，这个城址的规模较小，但城内也发现有3座并列的宫殿建筑基址。此外，在夏县东下冯遗址也曾发现有商代中期城址的部分城墙。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调查，殷墟的布局，宫殿建筑区、陵墓区的范围已比较清楚，但始终没有发现城墙。西周的丰镐遗址从50年代初即开始勘察，在沣河两岸找到范围很大的西周遗址。周原遗址在1976年后才开始较大规模的发掘，已发现大型的建筑基址群。但无论是丰镐，还是周原，也都没有发现城墙的痕迹。这是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个问题，还需要继续探索。

偃师尸乡沟商城和郑州商城都有夯土筑成的城墙。前者城墙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长约1700米。在城内中部偏南有长宽各200米的宫城，宫城内有宫殿等建筑基址。这种城内有城的形制成为以后历代遵循的都城建制。郑州商城的规模略大，城墙周长6960米。城内东北部有面积较大的夯土台基，大概也是宫殿之类的建筑，但没有发现宫墙一类的围墙。黄陂盘龙城也有城墙，但规模却小得多，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城内东北部也有大型建筑基址：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排列了3个夯土台基。盘龙城的形制和郑州商城很相似，因此，很可能是江汉地区某个方国的都城。殷墟的宫殿建筑群位于洹水南岸，分为3组自北向南排列，周围没有宫墙，但在西边有一条大壕沟，现已探出长750米的一段，可能这就是宫殿区的界线(见小屯宫殿遗址)。王陵区在洹水北岸，分东西二区，在东区有密集的祭祀坑，关于古代都城宫殿和陵墓的布局，安阳殷墟提供了最早的实例。西周的丰邑、镐京先后建在沣河的西岸和东岸，相距不过5公里，作为都城，终西周之世，并行不废，这在古代都城的发展上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两座商代早期的宫殿遗址很有特点。第1号宫殿基址是一个长、宽各约100米的夯土台基，周围有墙，南面有门，台基上只有一座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面阔8间、进深3间的殿堂建筑。第2号宫殿基址形制相同而面积略小。 可见每个基址都是独立的。盘龙城发现的建筑基址是一个东西宽60多米，南北长约100米的夯土台基，在南北中轴线上前后并列3座建筑物，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安阳殷墟的宫殿建筑规模更大，分为甲、乙、丙3组，其中丙组共有基址17座，排列有序，左右对称，显示了建筑结构和布局的进一步发展。岐山凤雏发现的大型建筑被认为是西周的宗庙遗址，亦建在夯土台基上，以门道、前堂、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形成一个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性院落。还应该提到的是，扶风召陈发现的西周后期的大型建筑物已较普遍地用瓦覆盖屋面。从这些建筑基址中，可以看出商周时期在宫殿、宗庙建筑方面的一些发展和变化。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国的强盛，各地的城市迅速兴起，特别是列国都城，已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列国都城的面积比前代有很大的增长，一般为10～20平方公里。列国都城均分为宫城和郭城两部分，宫城有的建在郭城之中；有的位于郭城一隅;有的则在郭城之外。宫城和郭城都有各自的城垣，每边城垣均有数目不等的城门，与城内的街道相接。宫城内为国君所居，郭城则为民居，并有手工业作坊等分布其间，有的贵族墓地也在城内。与商代和西周时代都城相比较，列国都城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见东周都城遗址）。

列国都城中的宫城，都有高大的建筑群，这类建筑物都有很大的夯土台基，长、宽都近百米、高约10米，如临淄的桓公台，易县燕下都的武阳台、老姥台等。邯郸赵王城的龙台较大，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现存高度达19米。这些建筑物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充分显示了当时列国的财力和建筑的技术力量，也反映了列国诸侯的骄奢 。

村落遗址多为自然经济的居址，一般面积较小，遗存也不甚丰富，但对于了解当时一般居民的生活极为必要。经发掘的村落遗址大都是商代和西周的，东周时期的较少，比较重要的有藁城台西、邢台曹演庄、邯郸涧沟、龟台等地的商代遗址，其中藁城台西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面积较大，有可能是市镇遗址。这类遗址中的房屋，根据当地的地形和土质而异，有半地穴居址；有以土坯为墙的地面建筑；也有窑洞式的居址。房屋附近有窖穴和水井，以及烧制日用陶器的窑场，也有埋葬死者的墓地，但多为小型墓。所出遗物主要是日用陶器的残片，也有生产工具，但绝大多数是石器、骨器和蚌器，很少发现青铜工具，由此可以窥知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现已发掘的商代早、中、晚期墓葬有数千座，分布在河南偃师、郑州、辉县、安阳，河北藁城，湖北黄陂等地。其中数量最多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墓葬，它们充分地显示出商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和葬俗。

商代墓葬都是土坑竖穴墓，从形制上可分为有墓道的和没有墓道的两大类。前者又分为单墓道、双墓道和四墓道三种；后者也有墓穴大小、随葬品多寡的区别。四墓道的商代墓葬只在安阳殷墟和山东益都发现过。安阳发现的这类墓规模很大，都集中在侯家庄西北冈，被公认是商王的陵墓。双墓道和单墓道的商代墓葬，多发现于安阳殷墟范围内，这类墓的墓主也应是商王或地位略低于商王的高级人物。无墓道的商墓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墓穴较大，随葬品很丰富，墓主属于王室成员或地方的大贵族，前者如殷墟妇好墓，后者如黄陂盘龙城李家嘴第1、第2号墓。有的墓仅能容身，随葬品只有少量的陶器，墓主大概是当时的平民。祭祀坑已不属正常墓葬，牺牲者一般是奴隶或战俘。

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是一处完整的商代晚期的王室墓地，包括8座四墓道的大墓，4或5座双墓道和单墓道的大墓，1000多座祭祀坑和小墓，此外还有1座未及完工的大墓。 推测商代晚期诸王都葬于同一个墓地。墓地中设有祭祀场所，经常杀戮大批奴隶或战俘以祭祀先王，祈福神灵（见侯家庄商王陵区）。在商代墓葬中还存在着以族为单位合族而葬的现象，同一族的墓葬通常排列有序，自成墓区，其随葬器物的组合与同时期其他墓区的墓葬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随葬的铜器上有相同的族徽铭记。这种族墓地的葬俗是了解商代社会组织的重要线索。

商代墓葬中常常见有殉人和人牲现象。殉葬人的情况各不相同，有青年男女，也有儿童，有的还有葬具和随葬器物，很可能是墓主的亲信。用于祭祀的人牲均是被 斩后以10个左右为一组集体埋在同一坑内。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和小屯发现的祭祀坑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人殉和人牲的含义不同，死者的身份也有区别，但他们所反映的奴隶社会阶级关系却是完全相同的。商代大量杀戮奴隶或战俘的现象表明奴隶制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见商代的人殉和人牲）。

陕西关中地区发掘的西周墓葬数量最多，且已建立起较为可靠的分期。西周的王陵至今尚未发现，但已发现了几处诸侯的墓地。长江下游的西周墓有很多地方特色。从这一时期的葬俗上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和阶级关系，有的墓还反映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河南浚县辛村和北京琉璃河发现的墓葬属于卫侯和匽侯的宗室墓地。这里有规模较大的双墓道的墓葬，也有随葬品很丰富的竖穴墓，并都随葬有车马坑。推测有双墓道的大墓可能是卫侯和匽侯的墓葬。宝鸡茹家庄西周墓是等级略低的国墓地。伯及其夫人井姬的墓都只有一个墓道，附近有车马坑，但没有其他墓葬，似是伯夫妇单独的墓地。在茹家庄南面约2公里的竹园沟也发现一片墓地，都是无墓道的竖穴墓，根据所出铜器铭文可以确认是季等人的墓，由此可知西周时代国君和宗室的墓不但在形制上有等级差别，而且是分别埋葬的。

长江下游江苏南部和安徽屯溪的西周墓，墓葬形制与中原地区很不相同，不挖墓穴，平地放置遗体和随葬品，然后堆土起坟。随葬品中有大量的原始瓷器及印纹硬陶器，少数墓中随葬青铜礼器，其器形有的为中原风格，有的富于地方特色（见屯溪西周墓）。这种情况在其他边缘地区也有发现，当是周人与其他民族间文化交往的反映。

已发掘的东周墓葬有数千座，其中大部分是南方的楚墓，还有相当数量的秦墓和三晋墓葬等。这些发现为确定东周墓葬的分期和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东周墓葬中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如陕县上村岭虢国墓、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寿县蔡侯墓、淅川下寺楚墓、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江陵楚墓等，它们有的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墓地资料，有的具体地再现了某些国君的丧葬制度。这些，对于研究东周时期的历史和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

目前大体上可将东周墓葬分为中原地区的两周、三晋墓，关中地区的秦墓，江汉地区的楚墓。其他地区资料都很少。中原地区的墓都是土坑竖穴，大型墓有墓道，墓内积石积炭，并随葬青铜礼器。一般墓葬的随葬陶器组合，随年代早晚依次为鬲、盆、罐，鼎、豆、罐，鼎、豆、壶，鼎、盒、壶。秦墓盛行屈肢葬，随葬彩绘仿铜陶礼器，晚期多洞室墓。楚墓也多竖穴墓，大型墓往往有坟丘和墓道，墓穴有多层台阶，穴内填青膏泥，随葬青铜礼器和大量漆木器，陶器组合依次为鬲、钵、长颈壶，鼎、簠、壶，鼎、敦、壶。各区所出的同类陶器在形式上也各有特点。

东周时期国君的陵园制度日趋完善。辉县固围村的3座大墓大概是魏王和后妃的墓葬，上部均有瓦顶享堂建筑。平山中山王墓上有长 110米、宽92米、高15米的封土，上建享堂。墓中所出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有中山王陵园的详图，由此可知其制度。凤翔的秦公陵园中的第 1号陵园包括两座双墓道和一座单墓道的大墓，各墓均有1个车马坑。这类享堂建筑和陵园可能起源较早，但到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兴建，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东周时期各国陵墓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在东周时期的墓葬中，往往按照墓主人身份的高低，随葬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或仿铜陶礼器，其中以鼎、的配置最为突出。中原地区大都采用列鼎的形式，鼎多奇数，大小相递，如上村岭虢太子墓随葬七鼎、六，地位略低的则为五鼎、四或三鼎、四，显示出严格的等级观念。蔡侯墓和曾侯乙墓受楚的影响，另是一种情形。其鼎有三种，一种是盂形大鼎，一种是平底无盖的升形鼎，一种是带盖的普通圆鼎。蔡侯墓出1件盂形大鼎、7件升形鼎、9件普通圆鼎； 曾侯乙墓出2件盂形大鼎、9件升形鼎、5件普通圆鼎。此外， 两者均有八和其他礼器。楚墓的用鼎制度颇不相同，升形鼎、普通圆鼎多为偶数。尽管各地用鼎自有特点，但鼎和的配置都有定制，都是随地位的高低而变化。即使由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出现种种僭越现象，也仍然不失为了解东周社会阶级和等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业生产是当时的主要经济部门。考古发掘中除出土较少的谷物遗存外，主要是农业生产工具。商代和西周的农具仍以石器为主，器形有铲、镰、刀等，也有相当数量的蚌器和骨器。木制的农具因不易保存，没有发现实物。青铜的农业生产工具很少发现。可见，就生产工具而论，这一时代的农业与新石器时代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当时墓葬普遍以青铜或陶制的酒器随葬，表明农业生产已有较多的剩余产品。

春秋晚期，铁器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铁器有了很大的发展，铁农具取代石器农具和其他质料的农具，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工具。铁农具的出现，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改进耕种技术，使农业生产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

商周时代的手工业门类有铸铜、冶铁、烧陶、制骨、琢玉、漆器、纺织等，各种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和突出的成就。

商周时代是我国青铜器的繁荣、昌盛时期。青铜器的类别主要有礼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礼乐器，这是商周文化遗存中最有代表性的内涵。各类青铜器的器形和铸造技术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个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情况，可以由商周铸铜遗址和青铜器自身来说明。安阳殷墟苗圃、洛阳东郊北瑶、侯马牛村等是现已发掘的最重要的商周铸铜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现有工房、炼炉、大量陶范和坩埚的碎块，有的还有储存的铜锭等原料。坩埚多用大型陶器外表涂草泥土制成。西周时期的炼炉已装置有鼓风的设施。侯马发现的陶范有3万多块，可以铸造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日常生活用具等多种器物。商周青铜器的铸造方法都采用复合范浇铸，也有一些器物的附件是分铸后再铸结在一起的。商代晚期已能铸造司母戊方鼎那样的重器，东周以后又掌握了失蜡法铸造技术，曾侯乙墓所出的尊盘就是用这种方法铸成的。商周青铜器的造型，有的庄严端重，有的纤细透剔，反映了当时铸铜业所达到的高度水平，构成我国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见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及采冶业）。

我国掌握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是在春秋中、晚期以后，但人们对铁的认识可以上溯到商代中、晚期。藁城台西遗址和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铁刃铜钺，传出自河南浚县的两件西周铁刃铜兵器，经鉴定其铁刃部分都是用陨铁锻打而成的。到春秋晚期，出现了用块炼铁经锻打而成的铁器和生铁铸器。年代较早的大多属于前者。战国中期以后，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铁器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在生产工具方面，广泛使用铁器，为提高社会生产力起了积极的作用（见东周铁器）。

商周时期的主要生活用具仍然是陶器，在各个聚落遗址内常发现有陶窑，各个时期的陶窑结构大体相同。这一时期陶器的种类有泥质陶、夹砂陶、原始瓷器、白陶、硬陶数种。商代中期出现的原始瓷器，为我国的瓷器制造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原始瓷器是以瓷土为胎，在1200℃左右的高温下烧制，胎体基本烧结，呈灰色，吸水性很弱，表面有釉，釉色为青灰色或黄绿色。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属商代中期，西周以后发现渐多，而尤以长江下游苏南地区的西周墓为甚，一般认为这里是最早烧制原始瓷器之处。

白陶是以高岭土为原料，在1000℃左右的高温下烧制而成。器表和胎质都呈白色，以商代晚期安阳出土的白陶最为典型，其胎质纯净洁白，器表多雕刻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仿铜器的纹饰，器形有罍、壶、觯、卣等。这种白陶大都出在较大的墓葬中，是当时制陶业中最精致的产品。

我国最早的漆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发现的漆器大都朽毁，仅具痕迹。琉璃河燕国墓地中的漆器保存较好，器形有觚、豆、罍等，用红、黑等色绘彩，且用蚌片镶嵌出各种图案，表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东周时期，南方楚墓往往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各种漆器。东周漆器种类很多，从饮食器皿到妆奁、家具，几乎应有尽有。胎质主要有木胎和夹纻胎两种，后者的出现显示出髹漆工艺的进步。漆器表面大都有色彩鲜艳的图案纹饰，如各种云气纹、舞乐、狩猎纹及天文图象等。战国中晚期出现了各种釦器，即在漆制器皿的口缘附加金属的釦套而成。随着这种手工业的发展，漆器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见彩图）

我国的纺织手工业历史悠久，自成系统。商代和西周的纺织物由于不易保存，仅能见到一些残迹，原料种类有丝、麻等。东周时期，纺织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发现日多，尤其是南方的楚墓，由于墓室封闭较好等原因，随葬的丝绸衣物保存完好。江陵马山1号墓的发现，宛如打开一座丝绸宝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锦以及刺绣等，颜色有白、朱红、紫红、黄、褐、黑等色，刺绣的主题花纹为龙和凤鸟。这充分显示出东周时期纺织手工业的高度工艺水平。（见彩图）

商代早期的治玉技术和艺术风格已经相当成熟，这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可以得到证明。到殷墟时期，治玉工艺进一步发展，妇好墓所出的 700多件玉器是商代晚期玉器的代表。这些玉器都属软玉，以深浅不同的绿色为最多，其次为黄褐、棕绿、灰白等色。玉料大都出自新疆，也有一些出自河南南阳。器形主要有琮、璧、环、璜、斧、钺、戈、戚等礼器及各种动物形象的装饰品和艺术品。这些玉器切割整齐，表面琢磨光润，各种动物形象的圆雕和浮雕，都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见彩图）

西周晚期以后，动物形象的玉器减少，璧、环、璜等佩玉增多，璋、圭之类的礼器盛行。战国时期起，治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发展。曾侯乙墓所出玉佩挂饰用 3个活环联结4块白玉雕成的16节龙及其他形象的玉佩，全长48厘米，是极其精致的艺术品。辉县固围村大墓所出的包金镶玉银带钩作工精细，是玉器和金银器工艺相结合的典型例证。

金属铸币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此以前，商代和西周大概用贝作为交换的媒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业日益发达，以贝为货币的情况愈来愈不能满足需要，于是铜、金等金属铸币应运而生。东周各国币制并不统一，大致分布币、刀币、圆钱、郢爰等种。三晋地区多用布币，背面多铸地名，币值分半釿、一釿、二釿三级；燕、齐多用刀币；楚多用戳有郢爰印记的金版，使用时大概以天平和砝码称量；秦在列国中最晚使用金属铸币，以圆钱为主（见东周货币）。

我国从什么时候出现文字，目前正在探讨之中，不过，考古发现证实，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有了完整的文字记录，古籍所说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完全可信的。商周时期的文字有刻在陶器、甲骨、玉石上的；有铸在铜器上的；也有用笔墨（朱）书写在玉石、简牍和丝帛上的。其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甲骨文和铜器铭文。

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商王室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现已发现的约有15万片，几乎全都出自安阳殷墟小屯村。（见彩图）其年代上自武丁，下迄帝乙帝辛，内容极其丰富，举凡先公先王、祭祀、祈年、征伐、田猎等无所不包，是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文字资料（见商代甲骨）。

西周甲骨早在50年代就在山西洪洞坊堆和陕西丰镐遗址发现过，但数量极少。近年来，在陕西周原遗址又续有发现。其内容记商周王名、官名、人名、方国地名等。

铜器铭文也始见于商代晚期，起初只有一、二个字，记器主或所祭祀的父祖。商末周初逐渐出现长篇铭文，内容广泛，有征伐献俘、赏赐册命、土地 等，带有书史性质，对于研究商代和西周历史都有重要的价值。东周以后，各国诸侯及卿大夫铸器日多，但铭文趋于简短，长篇铭文很少。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铭文，字体多有明显的波磔。东周时，南方流行错金镶嵌的鸟篆书，于文字之外又起到了装饰作用。

侯马盟书是60年代发现的春秋晚期的文字资料。系主盟人晋国世卿赵鞅及与盟者为诛讨政敌而举行盟誓的信约文书。盟辞以朱笔写在玉石片上，字数少者10余字，最多约200多字，共发现5000余片，是了解春秋时期的盟誓制度和晋国六卿之间斗争的重要材料，同时也为研究春秋晚期的文字和书法提供了具体的资料。

长沙、江陵一些战国时期的大型楚墓中常常发现墨书竹简，字体为战国古文。简文多记随葬器物的种类与数量，即遣策。此外，也有占卜、祭祀等记事文字和佚书。由此可以了解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字的特征。

商周时代的艺术水准和社会时尚，集中表现在青铜礼器上。青铜礼器的造形和花纹装饰富于艺术性。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多厚重，如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 在造形上除以陶器形状为祖型外，还常常以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动物形象作为模型铸造出造型和工艺均属上乘的艺术品，如四羊尊、象尊、妇好鸮尊、司母辛四足觥等。花纹装饰崇尚繁缛，流行以饕餮纹、夔纹为主纹，衬以雷纹的通体装饰。给人以稳定、庄严而且相当神秘的感觉。西周中期以后，风气一变，牺尊之类的造形、饕餮之类的纹饰均已绝迹，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清新、流畅、纤巧、华丽的风格。在造型上出现了立鹤方壶、曾侯乙墓所出尊盘那样的结构新颖、纤细玲珑的器物。在花纹上则流行窃曲纹、夔龙纹等。战国时代的花纹又大变，出现所谓“战国式”或“淮式”花纹，以蟠虺纹、蟠螭纹等为主。晚期更有以宴飨或水陆攻战图像为饰的。青铜艺术上表现出的两种绝然不同的风格正是贵族阶级由崇尚鬼神转变为自我享乐的意识形态变化的反映。（见彩图）

商周时期的雕塑数量很多，有陶塑、玉石雕、骨牙雕、木雕等，其中有浮雕，也有圆雕。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大批玉石雕像是商代晚期雕塑艺术的代表，同墓出土的 杯周身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绿松石，是骨牙雕刻中的精品（见彩图)。南方的东周墓葬中往往出土漆木雕刻，如雕成各种动物形象的器皿、鼓架乃至镇墓兽等，都是技艺精湛的艺术品。

绘画方面，长沙 库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画面为一男子，高冠长袍，手扶长剑，立于龙舟上，其上有华盖。长沙还出过一件帛画，画面为一细腰女子，左上方有一龙一凤，也出自战国墓中（见楚帛画）。这是现在保存的最早的两件绘画作品。关于这两幅帛画的性质，联系到马王堆汉墓的帛画，推测也应属铭旌之类。（见彩图）

在远离商周王朝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还分布着一些地方性青铜文化，这些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应是不同民族或方国的遗存。研究这类文化遗存，对于探讨商周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间的相互关系，进而研究汉民族的形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主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团山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还有辽东地区的以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本区较早阶段的遗存，其他均是较晚阶段的遗存。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住址多有石块垒砌或夯土筑成的围墙或壕沟作为防御设施，房屋为圆形，有的为半地穴居址，有的用石块或土坯砌成墙璧。所出陶器以筒状深腹鬲、折腹尊等具有特征。墓地内墓葬排列整齐而密集。随葬陶器中有用红、白两色描绘各种图案花纹的彩绘陶器（见彩图），有的还随葬小件青铜器。少数规格较高的墓中随葬陶鬶和陶爵，器形与二里头文化中的同类器物完全一样，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两者的年代也大致相当。

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本区的相对年代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绝对年代约当西周晚期至战国以前。这种文化的陶器制作很粗疏，器形有鼎、鬲、甗、豆等。青铜器有斧、刀、锥、剑、矛等，墓葬中有器形独特的铜鼎和铜鬲，还有各种连珠形、鸟形等铜饰。在宁城南山根发现的一座大型墓，随葬品中有鼎、簠、等中原地区常见的礼器，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西团山文化分布在长春、吉林地区；而青铜短剑在辽河流域的许多地点都有发现。这两种文化遗存的资料大都出自墓葬，青铜短剑墓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往往有石椁或石棺，随葬品有青铜器、陶器、石器和骨器，还用家畜殉葬。曲刃青铜短剑是最富有特征的随葬品。事实上，这类墓有的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有的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内蒙古及其毗邻地区还发现具有明显游牧民族特征的墓葬，这些墓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内殉有家畜的头骨或蹄骨，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有直刃短剑、刀、鹤嘴镐、联珠形及各种动物形铜饰。此外，还有耳环、项圈、饰牌等金器，同时又有中原形式的铜戈等，这为探讨战国时期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面貌以及和中原文化的联系提供了资料。

在晋西和陕北沿黄河两岸的许多地点也曾发现过许多商代青铜器，它们大都是墓葬的随葬器物。这些青铜器中的礼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和商代晚期的相同。但是，有的青铜器，象铃首剑、蛇首匕、三銎刀、銎式斧等，却富有特点，颇具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另外还出有各种金饰等。这种情况表明，这个地区的青铜文化，既接受了商代晚期文化的礼制方面的影响，又保持着某些北方草原文化的传统。

商周时期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卡窑文化。

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即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陶质较粗，掺有砂粒。典型陶器为高领袋足鬲，有的在两侧有一对环状耳。陶器中有部分彩陶，以黑彩或红彩为主，最常见的图案为双勾纹。青铜器有刀、矛、锥、凿等。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大体相当于西周早期。

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发现于洮河流域的被称为寺洼类型，发现于东部平凉地区的被称为安国类型，一般都认为安国类型是寺洼文化的晚期遗存。寺洼文化的陶胎中掺有大量粗砂和碎陶末，制作很粗糙，火候也较低，表面都无纹饰。器形有鬲、罐、豆、簋等，其中马鞍形口的双耳罐是最有代表性的器形。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有木质葬具，多为单人直肢葬，随葬品多为陶器，也有戈、戣、矛、镞等青铜兵器。寺洼文化的相对年代晚于齐家文化，根据宝鸡地区马鞍形口双耳陶罐与西周早期铜器共存，可知其下限当不晚于西周早期。

卡窑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发现的遗迹主要是墓地。墓葬多是长方形的土坑竖穴墓，也有洞穴墓。随葬陶器以粗红陶为主，器表及口内多施红褐色陶衣，器形多为罐，腹部有一对环形耳。铜器有削、斧、镞、锥及装饰品等。卡窑文化的年代大致与辛店文化相当。

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是古代巴、蜀两族的文化遗存，其年代约从商代晚期至前4世纪末秦灭巴蜀时止。蜀族分布于四川西部，很早就和商周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的陶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而戈、矛等铜兵器却是商代常见的器形。广汉发现的玉器，城固、彭县发现的窑藏商周青铜器都表明两者的关系。战国时期，蜀地流行船棺葬，青铜兵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有独特的风格，而在某些大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表现出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巴族分布于四川东部，关于巴族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巴县冬筍坝和昭化宝轮院的战国晚期的船棺葬。其文化特征与蜀文化大致相似。

云南地区的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则有祥云 那和楚雄万家坝发现的墓葬。 那墓葬是一座铜棺墓，随葬有各种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万家坝墓葬中较大的墓都有木质葬具，有的作船形，墓底有腰坑，随葬器物以青铜兵器为最多，典型器物有早期铜鼓、钺形斧及短剑等。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或略早。

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为湖熟文化。这种文化的遗址大都位于高出地面的土墩上。房址居住面很光滑，并用火焙烤过。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但普遍发现有小件青铜器。陶器有鬲、甗、豆、罐等，器形大都与商周陶器相似，最典型的是带角状把手的袋足鬲。此外，还发现有卜甲和卜骨。湖熟文化的面貌与商周文化很相似，很可能是商末周初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

在浙江北部、太湖南岸的吴兴、安吉、长兴等地，也曾发现过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器形有钟、鼎、甗、、觚等。器形与中原地区无异，而纹饰则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出土地点附近均有印纹陶遗存。

江西清江吴城是江南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3期，年代从商代中期延续到商末周初。发现的遗迹有房址、陶窑、窑穴等，也发现有墓葬。陶器如鬲、甗、豆、罐等和中原商文化的同类器形相似，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比重逐期增加。青铜器除工具、兵器外，还发现有铜礼器，器形与中原地区的相同，此外还发现有铸器的石范。一些陶器和石范上发现有文字，这是已发现的年代较早的文字。吴城遗址的发现，对于研讨商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影响，以及比较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异同是很重要的。关于这种遗存的族属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福建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资料较少，大都是小件的青铜工具，且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共存。南安发现的一批青铜兵器和工具，器形较特殊，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从器形判断，年代约当西周时期。

两广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遗存大都出自墓葬。广东清远等地发现的墓葬出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和工具等，其中有些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相同，有的则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如三足细长而外撇的铜鼎和靴形钺等。广西恭城出土的青铜器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时期，被认为是百越的文化遗存。

商周考古从1928年发掘殷墟以来，特别是我国成立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重大学术问题还很多，如夏文化问题、商代文字的渊源、早期都城的形成等。而近年来，讨论得很热烈的乃是关于夏文化的问题。

所谓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在夏族活动地域内遗留下的物质文化。根据后世文献记载，夏族的主要活动地区一在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和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一在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结果表明，直接叠压在商代二里冈期文化下面的是二里头文化，因此，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就成了探讨夏文化最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又与商文化有某种联系，分布的范围与传说的夏族活动地区大体相当，这种文化遗存的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与传说的夏代记年大致相符，因此，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冈期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郑州商城乃是商汤所都的亳。另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特别是它的三、四期遗存和二里冈期商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者是一脉相承的，而二里头遗址所在处正是后世文献和传说中汤都西亳的地方，因此，二里头文化是商代早期文化，而更早的河南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登封王城岗的龙山文化城堡遗址是夏禹所都的阳城。有关夏文化的意见分歧估计仍将持续一个时期。只有在获得更加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以后，这一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探讨文字的出现，是商周考古的一个重要问题。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已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无疑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遗址中虽然也发现过一些刻划在陶器或其他器物上的符号，但几乎都不是定型的文字。吴城遗址曾发现约40个刻划在陶器上的商代中期文字，但这些文字大都不能辨认，有人认为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古文字。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也曾发现有单个的刻划文字，其中已被隶定出仱、戉、斤3字。这几个字都是象形字，有人认为这些文字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一脉相承的，但个别字符的出现与文字制度的形成是有区别的。文字的出现及其发展过程，仍然是需要在发现新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

都城是国家的象征。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都城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已经发现的古代都城遗址，从商代早期的偃师尸乡沟商城到东周晚期的列国都城已有10多座，深入探讨这些都城的形制、布局以及它们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是进一步研究早期都城的任务。同时各个时期的都城又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深入揭示都城遗址的内涵，对于研究各个时期的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都具有典型意义。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都城是偃师尸乡沟商城，一般认为它就是商汤所建的西亳。这座城址周围有宽厚的城墙，城内设有宫城，宫城内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及良好的排水设施。所有这些都表明它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都城，因此，探索其渊源乃是今后研究早期都城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将有助于我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自古以来绵延不绝。关于商周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族与周围的少数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对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料。

参考书目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我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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