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unnan tongkuang

清代重要的矿冶业之一。云南矿藏丰富，尤以铜、 锡著名。 元统一云南，驱使漏籍户开采铜矿。 天历元年(1328)课铜两千余斤，是全国唯一铜课。明初行官矿制，宣德罢官矿，渐以民营为主，年产不足万斤。嘉靖以后，年产亦不过十五万斤左右。至清代，滇铜年产一千余万斤，产量盛时约占全国铜产量的95％以上，是清代全国铸钱业的原料基地。康熙朝(1662～1722)恢复生产，采冶技术较前亦有发展。

清代探矿技术仍停留在凭经验识别地势、地貌、据苗引找矿。滇铜亦然。采矿则明巋甚少，多是沿苗脉凿硐，硐内再分类。主要是斜巷入山，深者长达数里，逐级开采。硐内用木架镶。通风用风柜（大风箱），长巷另开风硐。照明用油灯盏。云南铜矿已广泛利用较为先进的唧筒原理排水，即用人力拉竹木制成的“龙”（往复泵）排水。一个大矿需设龙百余，用工千人。采矿全靠人力锤凿，用麻袋、吊筐背出。劳动条件恶劣，遇积水、崩塌，死者多至数百。采掘工的生产效率一般在日产二三十斤。冶炼方面，在矿石洗拣后，有配矿技术，即将含铜成分不同的矿石相搭配，间用白石、黄土作媒剂，使炉温均匀，同时熔化，易流。所用冶炉均为高炉型。大者高一丈五六尺，小者高七八尺；进料、放渣、出铜及鼓风各有孔道；较之《天工开物》所记明代冶炉（高五尺）颇有进步。另有精炼炉，属平炉型。大炉所炼铜板纯度约80～85％，精炼后可达90％，是当时较佳水平。滇铜多贫矿，须先烧结，再入炉炼，往往须反复烧炼多次，之后失败者亦有之。

铜系铸币材料，清廷极为重视，管理严格，称铜政。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棠对滇矿实行招商开采，抽税20％，并定奖励办法，产品听民自售。一时各地商人来投资者甚多。四十四年，云贵总督贝和诺建议清廷实行“官买余铜”政策，即除20％铜课外，余铜由官府强制收购。另由官府发给“官本”，属预付货款性质，下月交铜时扣还；商民不借官本者，亦须运铜至官铜店交官收购。官收价每百斤银三至四两，不足市价一半。又派官驻厂监督生产，设役巡缉私铜。商民不堪苛扰，多逃往山区边地私采、私炼以至私铸。清廷因铸钱需铜，于雍正元年(1723)，令云南整顿铜政积弊，并令除税课及官府收买供本省铸币者外，余铜听民自卖。铜产由此转盛，雍正四年至十三年，年产铜由二百一十五万斤增至六百四十九万斤。

滇铜生产至乾隆朝前期达到全盛。乾隆三年(1738)突破一千万斤，其后较高年产量达一千三百万斤。京师铸钱局铸钱原料开始以滇铜为主，年供京局四百万斤，称“京铜”。以后年额续有增加。三十五年，户部厘定云南每年运京师铜连同加耗高达六百三十万斤左右，遂成定额。滇铜除供京铜和本省鼓铸外，各省也来滇采购，岁有定额。

这期间仍实行“官买余铜”和借“官本”政策，但为维持生产，有若干修正。

（1）乾隆初，课税由20％减为10％，连同加征捐耗等约在14％左右。

（2）二十三年起，对几家大厂加借“府本”各数万两，限四至十年归还。

（3）调整收铜官价，乾隆朝调整约六次，大厂每百斤调至六两四钱（一度达七两），中小厂调至五两余，但仍远低于市价。

（4）三十八年起，准许商民有10％的铜自行卖给铸钱局，称“通商铜”，有的厂准卖20％。此外，滇铜虽说官收，但私采私售从未杜绝，小厂大多以此自存。

滇铜分布在七十余县，集中于三个产区：

（1）滇北区。这是较大的产区，包括东川、昭通二府，其中又以巧家、大关、鲁甸、永善等县（厅）为盛。著名大厂汤丹、碌碌均在此区，产量曾占全省70％，京铜即仰赖二厂。

（2）滇西区。包括顺宁（今凤庆）、大理、楚雄、丽江等府，以顺宁、云龙、永北（今永胜）等县（厅）为盛，产量次于滇北区。

（3）滇中区。包括云南（今昆明）、澄江、曲靖、临安（今建水）等府，以易门、路南、蒙自等县为盛。全省采矿厂常在三十个以上，最多时达四十六个。但大厂常有子厂，小厂地方官常不呈报，总数多时在三百厂左右。

滇铜矿厂结构复杂，一厂有多至四五十个硐，一硐有多至数十个尖者；硐、尖和冶炼的炉房都是生产单位，不一定由一个资本经营。经营方式有：

（1）个体生产。主要在偏僻地区，所采多草皮矿、鸡窝矿；不领官本，无统一组织，产品交炉房炼成铜，除纳课外，余铜自售，产量有限，在滇铜中不占地位。

（2）独资生产。一人出资，购备油米，称“锅头”；雇工生产，称“弟兄”或“亲身弟兄”。大多包采一个尖子，两班轮换，共需弟兄二十余人。此为小生产单位。一般行“四六分财”制，即生产所得银两，除纳课外弟兄得40％。

（3）合伙生产。临时性合伙，用于初挖矿硐，其有雇工者，亦属弟兄，俟开有成效，即另定厂主。长期性合伙，用于经营成矿，系数人集资，购买油米，按米若干石计股，故称“石分”或“米分”。定有合同，可增资、退伙、转让。这种矿均雇工生产，有用弟兄者，有用“月活”（即工人按月得雇价）者。

滇铜生产以大厂为主，占总产量80～90％。大厂需投资十至二十万两，大都为四川、湖广、江浙大商人所办。他们办厂，或独资，或合伙，都以雇佣劳动为主。一个硐至少需有一百个劳动力，连同排水、通风，多者在一千人以上。全省铜矿雇工，盛时约二十至三十万人。云南人口稀少，雇工多来自外省。

滇铜生产自乾隆中期以后，因旧有各厂开采年久，出矿渐少。乾隆三十一年通省旧厂仅获铜八百万余斤。三十二年解办铜不满七百万斤。从此产量逐年减少，嘉庆后期不得不减少京铜。道光时，大厂除宁台厂外均大量减额，西部新矿区也停止发展。咸丰年间云南爆发了 起义和哀牢山人民起义，清廷将各矿一律封闭。

同治十三年(1874)，云南巡抚岑毓英准恢复滇铜大厂，仍支官本，委托绅商经办。但经办者多系所部武弁，经营混乱，自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运办京铜只五百万斤，以至官私均赔累不堪。光绪十年，清廷令组织云南矿务招商局，在上海募集商股，并购办外洋机器，用新法开采。办理三年，毫无成效。十三年委唐炯督办云南矿务，十五年又由户部拨款一百万两为官本。唐炯专委天顺祥商号为招商局集股，并聘日本矿师勘探，都无结果，仍是放本收铜，抽课14％，准10％为通商铜。每年解运京铜不足一百万斤。至光绪二十四年，招商局亏损过巨，之后歇闭。直到清亡，滇铜年产量不抵盛时十分之一。

清廷办理铜政的官吏多无能之辈，贪污勒索，转运变卖，无事不有。官收政策，尤为祸源。如岑毓英恢复各大厂时，滇铜市价每百斤十五至十八两，而收铜官价只十两左右，导致生产无利可图。加之白银外流，银贵铜贱，铜价不能再加，生产只有停顿。

云南铜矿几遍全省，但富矿不多，且开采既久，矿巷日深，转运不易，排水费工，成本大增。道光十二年(1832)起，每年都有“水泄银”补助大厂；一般厂只好夏秋停采，或以淹没报废，即所谓“碉老”。加以“山荒”，燃料匮乏。当时炼铜全用柴炭，精炼还需用松炭，每百斤铜需炭一千斤以上。乾隆后期，林木减少，炭价高昂。其后，富矿愈少，需炭愈多，就更难供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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