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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学

[拼音]:Qin-Han wenxue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文学史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李斯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秦刻石。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

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贾谊、晁错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 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楚辞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屈原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 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司马迁《史记》的出现。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

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较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

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当皇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 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我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王充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

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赵壹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 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

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 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五言诗的形成,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诗经》、《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近体诗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参考书目

 我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国文学史编写组:《我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2。

刘大杰:《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1963。

游国恩等主编:《我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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