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mianfangzhishi

[外文]：history of cotton spinning and weaving in China

我国是世界上棉纺织生产发达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南部、东南部和西北部边疆是世界上植棉和棉纺织技术发展较早的地区。从宋代到明代，棉纺织品已逐渐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棉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仅次于农业。 战争以前，我国棉纺织生产的主要形态是纺织结合、耕织结合的家庭副业形式，但也存在以棉纺织为专业的小商品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形式。 战争以后，我国的手工棉纺织业逐步解体，并开始大工业化生产。

棉纺织业的发展不仅在我国纺织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对研究我国近代史、研究我国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发展、研究资本在我国的发生和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文献和出土的棉纺织品实物证明，我国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对棉花的种植和利用远较中原为早。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不够发达，边疆地区早已发展起来的植棉和棉纺织技术向中原的传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汉代，中原地区的棉纺织品还比较稀奇珍贵。到了宋代，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往频繁，大量棉纺织品输入中原，棉花和棉布在内地广为流行，植棉和棉纺织技术逐渐传入。1979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岩墓的船棺中发现了距今3200多年的一块青灰色棉布（图1 ）。1966年在浙江兰溪宋墓中出土一条完整的拉绒棉毯（图2 ）。这两件出土文物，为研究我国东南地区的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植物区系结合史料分析，一般认为棉花是从南北两路向中原传布的。南路最早出现棉花的地区是海南和澜沧江流域，之后传到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区。北路始于西北地区，即古籍所谓“西域”。宋元之际，棉花从南北两路传布到长江和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到13世纪，北路棉花已传到陕西渭水流域。元代初年设立木棉提举司，大规模地向人民征收棉布实物，每年多达10万匹。虽然不久就撤销了这一机构，但后来又把棉布作为夏税(布、绢、丝、绵)之首，可见棉布已成为主要纺织衣料之一。棉花在我国堪称纺织原料中的后起之秀。唐宋以来，人们越来越看出棉花作为絮衬和纺织原料的优越性。《农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评价，说棉花是“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又兼代毡毯之用，以补衣褐之费”。元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极力征收棉花棉布,出版植棉技术书籍,劝民植棉。到了明代，棉花已超过丝、麻、毛、成为主要的纺织原料，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由此可知当时植棉和棉纺织业已遍布全国。

战争前，我国的棉花和棉布不仅自给，而且还输出到欧洲、美洲、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美国商人到我国来贩运货物，以土布为主,不仅销到美国,还转销到中、南美洲乃至西欧。英国也曾经大量销用我国土布。19世纪初30年间,从广州运出的土布平均每年在100万匹以上，最多的一年（1819年）曾经达到330多万匹,直到30年代初才跌落下去，到1831年，我国对美国由出超转变为入超。 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向我国大量倾销机制棉纱棉布，破坏了我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但同时也为在我国出现大机器生产的现代棉纺织工业准备了客观条件。经过12年的筹办，于1889年开工生产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我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从此开创了我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历史。

古代轧棉技术的发展,概括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

（1）用手剥去棉籽。

（2）用铁筋或铁杖赶搓棉花去除棉籽，称为赶搓法。宋代许多著作中提到福建、广东一带是用铁筋或铁杖碾去棉籽的。元代《农桑辑要》中记载了北方轧棉的方法：“用铁杖一条长二尺，粗如指、两端渐细，如赶饼杖样；用梨木板长三尺、阔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遂用铁杖旋转赶出籽粒,即为净棉。”这种赶搓法所用工具简单,生产效率虽低,但适应一家一户之用,所以一直沿用到清代。

（3）搅车或轧车。王祯《农书》首次绘出了木棉搅车（图3, a），搅车是在辗轴即铁杖或铁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轧棉机械。搅车的出现，是棉花初加工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它大大地提高了轧棉的生产效率。《农书》中所绘的是 4框落地式无足搅车，利用了曲柄，杠杆等机构,但这种搅车需要3人同时操作，方能连续轧棉，工作费力。明代出现了4足搅车,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绘出了这种搅车，由一人手足并用地操作，更适合于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独立生产。之后又出现了一人操作的3足搅车(图3,b),其结构更为合理，操作方便，省力，其形制见于明代《天工开物》。

轧去棉籽的棉花，古代称为净棉，现代称为皮棉或原棉。净棉在用于手工纺纱或作絮棉之前，需经过弹松，称为弹棉。弹棉过程中也能去除一些杂质。弹棉的实质是利用振荡原理进行开棉和清棉（见开松）。弹弓和弹椎是弹棉的工具。最初的弹弓是小弓，不用弹椎。这种小弓是线弦竹弧的小竹弓，弹力轻微，用手指拨弹。14世纪初，出现了4尺长的大弓，是竹弧绳弦,其构造见于《农书》(图4,a )这种大弓弓身长，需用弹椎击弦，弹椎一般用质地坚硬而沉重的檀木制成，两头隆起如哑铃状，弹棉时两头轮流击弦。用弹椎击弦代替以手拨弦，加大了冲量，增强了弹弓对原棉的振荡作用,提高了开松效率,是弹棉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到了明代弹弓又有改进。《农政全书》绘出了“以木为弓,蜡丝为弦”的木弓（图4,b）。这种弹弓弓背宽，弓首伸展，当弓弦振荡时，接触棉花的空间增大，弹棉效率更高。但此时的弹法，仍是左手持弓，右手用弹椎击弦，很费力气。《天工开物》中介绍了悬弓弹花法，用一根竹竿把弹弓悬挂起来，以减轻弹花者左手持弓的负担,仍用右手击弦（图4,c）。到了清代,弹花者把小竹杆系于背上,使弹弓跟随弹花者移动(图4,d )，操作较方便，但增加了弹花者的负担。古代利用弹弓开松原棉并清除其中的一部分杂质，较近代开清机械上采用的角钉、刺辊、打手等剧烈的开清棉方法有优越之处，现代探索中的振荡开棉技术，正是这一古老技术的新发展。

纺专是我国古代用来纺纱、拈线的最原始工具。一撮用手工除籽和扯松的棉花用一个纺专便可随地而纺,极为简便。纺专后来称为纺坠,它由拈杆(或锭杆)和纺轮组成。纺专纺纱拈线虽然产量低、质量差、费力多，但比徒手搓拈技术已大为进步。元王祯《农书》中记载的拈棉轴就是这种工具，至今还有个别地方在使用它。这种纺纱技术的流传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纺车古谓“车”或“纬车”，它是我国手工机器纺纱的开始，秦汉前中原地区已开始用纺车并拈丝麻。纺车在各地称谓不一，除方言有别外，主要是因使用目的各异所致。如有的用以并拈合线,有的用于络纬,有的则加拈丝絮成绵线。以纺车为名而用于纺棉的记载，以《农书》的木棉纺车(图5 )为最早。元时纺棉除沿 使用手摇单锭纺车外，已开始改用脚踏3锭纺车纺棉纱。脚踏纺车始创于东汉前,供并拈丝麻之用。脚踏纺车轮径影响锭速，并拈合线时轮径尽可增大，而纺棉时锭速受纤维充分牵伸条件的限制，故轮径必须适应纺棉纱工艺的要求。黄道婆改革脚踏纺车使适于纺棉,就是从改小轮径着手的。元时单人纺3根纱，必须先卷制棉条。用棉条纺纱是纺纱工艺发展中的又一大贡献,它使纺纱前的棉纤维排列较为整齐,有利于成纱条干的匀细。用无节细竹或高粱杆等作筳，把弹松的棉絮平铺桌面上,用手将棉絮卷于筳上,制成8～9寸长的中空棉条。明时又改用擦板制条,《天工开物》称之为擦条。

为便于棉纱的后加工,宋元时有木棉拨车（图6,a），木棉床（图6,b）、木棉线架（图6,c）等生产工具。拨车是将各个管纱绕于上,便于接长成绞纱,由 4根细竹组成。由于竹有弹性，绞纱易于脱卸。床作用同于拨车，但可同时络6绞纱，效率比拨车大8倍。线架拈线不仅速度快，而且各根纱线的张力与拈度相近，有利于提高质量。现今后纺工序的络纱、并筒、拈线、摇纱等工艺，都是这些古老工具的延续。

明清以来，单人纺车仍以“三锭为常”，只有技艺高超的松江府纺妇“进为四锭”，而当时欧洲纺纱工人最多只能纺两根纱。清末，在拈麻用“大纺车”（见我国麻纺织史）的基础上,创制出多锭纺纱车。3人同操一台40锭双面纺纱车，日产纱10余斤，成为我国手工机器纺纱技术的较高峰。多锭纺纱车的纺纱方法（图7 ）是模拟手工纺纱，先将一引纱头端粘贴棉卷边，引纱尾部通过加拈钩而绕于纱盘上，绳轮带动杯装棉卷旋转，引纱则向上拉，依靠引纱本身的张力和拈度，引纱头端在摩擦力作用下，把棉卷纤维徐徐引出，并加上拈回而成纱。（见彩图）

棉布在我国古代称白叠布、白緤布或帛叠布，原产于我国的西域、滇南和海南等边远地区，秦汉时才逐渐内传到中原。宋代以后，中原地区方开始植棉，并参照丝麻纺织发展棉纺织技术。棉布分本色棉布和色织布(包括提花布)两大类，在各种型式的织机上织造。平纹组织的本色棉布，是我国棉织物的最初形式。如福建武夷山3200年前洞穴岩墓的船棺内出土的那块久经风化而变成青灰色的棉布就属平纹组织,经纬纱直径都在0.5毫米左右，经纬密度均为14根/厘米，拈向为S拈，拈度为经纱67拈/10厘米，纬纱53拈/10厘米。这种棉布估计为原始腰机所织。在江西贵溪墓曾发掘到2000余年前的这种原始腰机零件。秦汉以后带机架的腰机、斜织机等在中原已普及，通过贸易逐渐传到边疆，促进了当地的棉织技术发展。如1959年在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的蓝白印花棉布、白布裤、手帕等棉织品残片，都是平纹组织，经密为18根/厘米，纬密为12根/厘米。1964年吐鲁番晋墓出土的布俑、连衣裤均为棉布缝制。可见，东汉前西域已将染色、印花技术应用于加工棉布。棉布幅阔的增大也是棉织技术发展的标志。

1966年浙江兰溪宋墓出土的一条本色棉毯，证明当时的织机和织造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这条棉毯长2.51米,阔1.15米,由纯棉纱织成。经纱为19.8公支，纬纱为21.3公支，绒纬粗于2.7公支，条干均匀，双面拉毛,细密厚实。

色织布古称斑布，是继平纹组织本色棉布后的发展。利用各种色纱经纬相间，织成不同形式的条子或格子棉布。黑白条纹相间的称“乌”；黑白格子纹的称“文辱”；黑白格子纹中间再添织五彩色纱的称“城域”。1958年新疆于阗的屋于来克的南北朝遗址中出土一块商人装物用的搭连布，用本色和蓝色棉纱织成方格纹，经密为25根/厘米，纬密为12根/厘米。而当时海南岛黎族的棉布是“间以五彩”的。说明我国少数民族当时生产的色纱与本色纱相间织成条纹或格子纹的色织布极为普遍。为了增添色彩，还采用丝与棉纱交织的办法来生产提花织物。如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6世纪古墓中出土的几何纹锦，用本色棉纱和蓝色丝线交织几何纹提花布。可见，宋以前少数民族生产的棉布品棉繁多，有印花布、条子布、格子布,而且已采用提花技术。宋元之际,我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松江一带的“乌泥泾被”传遍大江南北各地。山东邹县元代墓出土的2件本色棉袍，为至正十年(1350)之物,至今尚坚牢。棉布幅阔34厘米，是线经双纱纬的重平组织，经纬纱直径为0.2毫米左右，经线为SZ拈向，纬纱为S拈向，经纱55拈/10厘米,合股65拈/10厘米，纬纱22拈/10厘米，经密18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山西大同金代墓出土的棉布袜，是大定二十四年(1184)之物，其纱线和组织与山东上述出土的棉布施料相似。可见，宋元时期的棉布仍以本色平纹为主，幅阔1市尺左右,质量相当于今天的白细布。

明代是我国手工棉纺织业最兴盛的时期。当时棉布已十分普及，我国衣着原料舍丝麻而取给于棉。历年出土的明代棉织物十分丰富，其品种、规格则与元代相仿。可见长期以来棉布生产仍是沿 在脚踏斜织机上以双手投梭织成,故布幅均约尺余,未有改变。明代棉布产量较多,除自足之外尚可出口。清代后期“松江大布”,“南京紫花布”等名噪一时，成为棉布中的精品。

战争以后洋布销入我国，虽曾受到我国手工棉织业的顽强 ，但在外国人控制的低关税保护下，逐步由通商口岸深入内地，由城市深入农村，从而使我国手工棉织业完全趋于破灭边缘。但是土布厚实，适合我国农村的消费传统，手工棉织业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还存在一定的市场。

1889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建,有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是我国设立机制棉纺织厂之始。此后，我国自办的棉纺织厂在沿海各地相继出现，到1911年已有纱锭83万枚，布机2000余台，初步形成我国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各种低支棉纱,供国内市场织布之用。由于机器织布的生产效率比手工织布提高不多，利润不大。棉布在手工织机上织造较为有利，故新兴的棉纺织工厂纺锭发展快，布机增加较少。到1936年，全国华商棉纺织工厂的纱锭已扩展达290万枚，布机3万台。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战争等原因，我国棉纺织工业几经挫折，奄奄一息,直到我国成立,才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到1980年，棉纺织规模已达到1780万锭，布机50余万台，成为一个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关系的行业，而且细纱千锭时产量已达世界靠前。

参考书目

陈祖椝：《棉》（上编），农业出版社，北京，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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