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歌德时年21岁，在斯特拉斯堡结识了赫尔德。这位只比歌德大5岁的青年人（不过26岁），对于日后人类文化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来说，此时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导师意义。歌德自己也坦承，给他“带来极重大的后果、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与赫尔德的结识以及与他的亲密交往。”

1770年赫尔德与歌德的结识，也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

赫尔德后来在文学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地位都不如歌德，虽然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毕竟歌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回过头来想，这样一种师生遇合既有缘分的偶然因素，也体现出德国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性。赫尔德虽然只比歌德长5岁，但要知道“在年纪轻的时节，这5年已造成很大的差别”，再加上歌德“既称许他之为人，又敬重他所已成就的业绩”，所以难免生出崇拜之感，即便是赫尔德生性暴躁，且颇为刻薄，歌德也居然忍受了下来。说赫尔德是青年歌德的精神导师，当不为过。

当时的歌德，对德国文坛状况还是非常的陌生，所以26岁的赫尔德简直就成了他通向德国文坛的捷径：“他的谈话无论何时对我都很有意义，他能够用提问、回答或者其他别的方式随便就说明他的意图。所以，他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能启发我获得新的见解。当时他已十分有名，尤其是通过《断片》、《批评之林》等著作，他可以说已经名列当代国人所仰望的杰出人物之林。”

青年歌德对赫尔德的态度，用“执礼甚恭”来形容。但赫尔德虽然有文学的修养、思想的敏锐，却缺乏导师的耐心、引导的经验。或者说，他不具备为师的“循循善诱”的本领。

赫尔德这个老师与歌德这个“可遇不可求”的学生之间，只有那短暂的几个星期的共度光阴。歌德既不如张无忌那样有极高的悟性，赫尔德也不像张三丰那样属“不世出”的。好在思想不是武，有的是可以仔细推敲琢磨、发展变异的可能与机会。歌德自己也认为：“假使赫尔德的谈论更有系统的话，我就可以从他身上获得宝贵的指导，使我的修养有持续的发展方向。可是，他的倾向，倒偏于考验和激励，而不长于指引、领导。”如此说来，真的是大可遗憾之事，但且慢，正如我们前面所言，思想与武毕竟不同，赫尔德不能将学生“驯化如仪”，倒给歌德这样的天才预留了“超越规则”的空间。

自莱布尼茨开始，“启蒙理性”就逐渐开始了其争取主导权的地位，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主要是针对封建教会的“强大教权”。说来也奇怪，庞大的教会势力到了这会儿，却如同不堪一击的“祭坛偶像”，被启蒙理性的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力，一举而荡涤之。当然历史的原相并非如此简单，新教与天主教的权力之争亦极复杂，但启蒙理性之逐渐成为思想主流，确是事实。赫尔德早年在哥尼斯堡求学，对康德、哈曼这两位都曾执礼甚恭，但之后还是亲哈曼而远康德，自然有他思想择定的考虑在内。

所以，这一段交往的思想史意义，决非仅是赫尔德与歌德的“师生结缘”而已，它引出的，还有德国思想传统的一条重大线索。歌德在思想上的来源，当然有他早期在莱比锡大学接受学校教育的影响，但就接触重大思想流派来说，不是莱布尼茨以来的德国启蒙理性传统，而是以反启蒙为标的的浪漫情径，其上溯可以追至意大利的维柯、德国的哈曼。这对理解德国古典时代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的意义，是有着很重要的提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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