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鼎制度”、周代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医生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医者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鼎和其他伴随的铜器，例如美食等是“礼器”，礼下庶人的周代葬礼制度是贵族的专利品，一般平民殉葬的是日用陶器。
这样的陪葬礼器组合起来“区分等列，明确尊卑”的制度，在周人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确认。湖北京山相当于王国君的高等贵族墓，随葬了九鼎八美食。上村岭该地相当士末流贵族墓随葬三鼎二美食或一鼎一美食。与此同时，五鼎或五鼎以上的贵族可以葬送真车真马。五鼎以下的贵族只能埋葬象征性的车马器。同时，三鼎或三鼎以上的贵族是双重的
精神表现
列鼎制度所表现的葬礼精神是非宗教的。按照列鼎制度埋葬先人，从意识上来说，就等同于被继承的新贵族对旧的尊卑秩序效忠的仪式。在周人的封建宗法制度下，这个尊卑秩序是政治的、伦理的，这是周礼精神的根源。
礼器既代表死者生前或死后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因此陪葬礼器常有超越死者身份的现象，这种现象与其说使先人享有死后不如说是对继承人的地位感到不安这是当时儒家痛心的“过礼”。葬礼的“过礼”往往是“加等”的结果。鲁国的嵯峨伯爵死了，原本身份是卿大夫，因为他是隐公的叔父，所以“葬之加一等”；许国穆公死了，本来身份是男爵，因为他顺从齐桓公采伐楚，“葬之以侯”，也就是所谓的“凡诸侯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在当时的“政在大夫”和“陪臣执国命”的情况下，随意超越礼加等并非易事。
墓葬
晋国在相当于卿大夫的贵族墓中，竟然在九鼎、八美食、三套编钟和一套篇山西侯马地区，相当于士阶层的末流贵族，在一套编钟、两套编百姓的墓葬中，这种“超礼”现象更为明显，洛阳中州路，有165座墓葬品代表从春秋到战国的平民墓葬的变化。
除了少数铜礼器的坟墓外，墓中的陶器组合在春秋初期完全从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了个别的陶鼎等礼器。春秋晚期，陶瓷礼器已经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到了战国时代，豆、罐这样的陶器，过礼现象也出现在隧道（墓道），周代修坟是天子的专利，像晋文公那样有王室的绩，拜托周天子修理自己的隧道时，都钉了钉子。到了战国时代，修理墓道不需要天子的承认，不仅是中型墓，小型的平民墓也变得有效了。
春秋战国以来，从贵族到平民的葬礼普遍超越礼仪的状况，具有双重意义。一种是王室东移后，封建宗法秩序大乱，象征封建秩序的礼乐制度，也发生了“礼崩乐”现象。一是由于经济上、政治上平民地位的提高，“礼”不再是贵族的专利。
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礼制面临两个大问题：如何从维护旧礼制着手，恢复旧秩序，又如何将老百姓（主要是知识分子）纳入这个礼制系统中，之后一批被称为儒家的末流贵族和老百姓的知识分子，担负这个调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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