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文化研究中，“禹贡”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大禹的研究，还是夏史的研究，“禹贡”都是气势磅礴的大局观，纵论中华大地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各地物产、治水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成为大禹夏历史存在的重要证明。
但是，根据历史研究，“禹贡”不过是我国战国时代魏国人假托大禹的全国计划蓝图，实现了个人的抱负和理想。写这篇《禹贡》的人设想当时诸侯称雄的局面统一了，提出了治理国家的方案。这是一个雄伟壮观、周详的方案，与一般情况不一样，所以指名大禹，希望实际实施。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成为大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禹贡》的影响力也对后世夏天历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禹贡”的记述被否定了，大禹和夏朝也完全被否定了吗。当然不是。由于大禹和夏的实际存在，“禹贡”向战国人假借大禹之名，寻求实现全国治理的雄伟壮观的蓝图，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天下大治。
“禹贡”的现实性被否定，大禹和夏的历史研究需要重新评估和认识。所有基于“禹贡”和战国时代魏国地理范围的夏文化研究成果，都必须促进夏文化的深入研究，使夏文化研究步入正轨。
多年的考古学事实证明，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夏文化研究已彻底进入死胡同，否定了大禹，否定了夏朝，产生了否定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思潮。如果继续在错误的研究方向上，不顾事实，不顾前期考古的结果，不仅对个人精力的浪费，更浪费国家财力和物力，更使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明史走向虚无。对于这个问题，要旗帜鲜明，认真对待。
各种征兆表明，夏天从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在高度的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了高度的华夏文化。在高度的农耕文明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摆脱了华夏部落为生存而生存的原始生态，逐渐形成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文化形态。
华夏部落形成的高度文化，成为影响周边氏族部落的基准，成为夏天形成的向心力。是高度的物质财富和丰富的文化所产生的放射力，是对周边影响的向心力、文化观念的共同认同。这个过程是逐渐建立和形成的，尧舜禹确立的文明社会形态，被四方各氏族部落所接受和认可，形成了象征夏天的大型集体式国家形态。
这样的国家形态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华夏文化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文化和欧洲的游牧文化不同的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集民族于一身，耕耘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涵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农村管理制度等。

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总是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突然消失了。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学发现的文化遗址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成果。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性，不仅给华夏文化带来了重要的特征，也是华夏文化源源不断、强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农耕文明需要本质上服从天命，需要守护田园，需要勤奋工作。不需要培育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术，需要掌握获得丰收的农艺和园艺。风雨无阻，盼望与人创造环境。在农耕文明确立形成的夏代，建立起来的夏都与游牧部族商业部族建立的夏代根本不同，不易改变迁徙。夏季国家像商国那样频繁迁移的观点，根本就错了，夏季的研究成为虚无论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解读夏天的历史，解读华夏的历史，必须抛弃“禹贡”的影响，抛弃游牧氏族生活范围的黄河中上游地区。适用于渔猎文明、农耕文明的生存，以自然、气候、地理条件丰富的淮河流域为重点研究对象，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进程。这是夏文化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违背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只能是杂乱无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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