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daolu fazhan jianshi
[外文]:brief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oads in China
我国从修建牛、马车路到建成现代化的公路网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古代道路、近代道路和现代公路三个时期。
我国古代道路(公元前21世纪~公元1911年)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我国已有可以行驶牛、马车的道路。据《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西周时(公元前1066~前771年)道路初具规模。在道路规划方面有“匠人营国,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环,野涂五轨”(《周礼》)的记载;在道路管理方面有“司空视途”,“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周语》)的记载;在道路质量方面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的记载。
战国时期秦惠王始建陕西至四川的褒斜栈道。这条栈道是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木,铺板而成一条通道。
秦朝时期,秦始皇在道路修建方面强调“车同轨、书同文”(《史记》),并“为驰道于天下”(《汉书》),修建车马大道,统一道路宽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公元前500年左右,随着一些城市兴起和发展,形成许多商队道路。公元前2世纪,我国通往中亚细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开始发展起来。
秦汉时期发展了馆驿制度,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西汉设亭道路延续总长可达十万里。唐代是我国古代道路发展的极盛时期,初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宋代、元代、明代对驿道网的建设和管理也有所发展。清代的道路网系统分为三等:
(1)“官马大路”,由北京向各方辐射,通往各省城;
(2)“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
(3)“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支线。在各条道路的重要地点设驿站。“官马大路”分成东北路、东路、西路和中路四大干线,共长4000余华里。
我国古代道路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如李春创建的赵州桥,工程艰巨的栈道,在我国和世界道路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
我国近代道路(1912~1949年)自20世纪初汽车输入我国以后,通行汽车的公路开始发展起来。从推翻清朝建立 到 成立是我国近代道路发展的时期,但发展缓慢,并屡遭破坏,原有的马车路(有的也可勉强通行汽车)和驮运道仍是多数地区的主要交通设施。这个历史时期大致可分为清末和北洋 时期、 前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四个阶段。
清末和北洋 时期(1912~1927年)是我国公路的萌芽阶段。我国最初的公路是1908年苏元春驻守广西南部边防时兴建的龙州-那堪公路,长30公里,但因工程艰巨,只修通龙州至鸭水滩一段,长17公里。1915年两广巡阅使陆荣廷指挥工兵修筑邕(宁)武(鸣)公路长42公里,1919年通车。1917年谭浩明用军饷招工修筑龙州至水口公路,长33公里,1919年通车。1917年我国参加首先次世界大战,为军用而开辟了张家口至库伦运输线,全长1930华里,于同年10月11日开始客运。1913年湖南兴修长沙至湘潭公路长50公里,1921年竣工。民国初年张謇倡建的江苏省南通唐闸至天生港公路(长6公里),南通至狼山公路(长10.37公里)开始修建,并于1916年修通。广东省的惠(州)平(山)公路,长33.2公里,1913年开工,1921年5月1日通车。1920年华北五省遭受旱灾,以工代赈招集灾民修筑了山东省的烟(台)潍(坊)公路,1922年8月试车通行。这些公路修建都较早,一般是从军路开始,以地方发动,民间集资或商人集资方式修建的。当时东南沿海各省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情况下,大都各自为政,互不联系,修建的公路既无规划,又无标准。据统计,截至1927年,我国公路通车里程约为29000公里。
前期(1927~1936年)是公路开始纳入国家建设规划阶段。1927年,国民 的交通部和铁道部草拟了全国道路规划及公路工程标准。1932年,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奉命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仿照国外中央贷款筑路办法,筹集基金,贷给各省作为补助筑路之用。并组织三省道路专门委员会统筹规划工作。1932年冬,在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的基础上,在浙江溪口召开了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公路会议,除确定七省的督造路线外,还将陕、甘、青等省和赣、粤、闽边境的重要公路纳入督造之列,在西北地区,修筑西(安)兰(州)公路和西(安)汉(中)公路,使陕、甘、川三省交通得以联贯。据统计,截至1936年6月我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17300公里。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抗战初期,几条主要铁路(如平汉、粤汉等)运输干线,几乎全被日本侵略军切断,上海、广州等口岸也被封锁,为沟通大后方交通和打通国际道路,公路成为陆上交通主要通道。那时,为抗日战争的急需而抢修了一些公路。在北战场抢修了以石家庄为中心的石德(州)、石保(定)、石沧(州)等军用公路,抢修了环绕北战场外围的太原至大同和晋南、豫中等公路,总长达3600余公里。在南战场主要抢修了苏、浙、皖三省被破坏了的桥梁。此后,随着战场的转移,赶筑或改善汴(开封)洛(阳)、广(州)韶(关)、武(昌)长(沙)、汉(口)宜(昌)公路以及鄂省东北、东南通达皖赣各地的干线和支线,疏畅以武汉为中心的辐射线交通网。同时,在西北改善了西(安)兰(州)公路、兰(州)新(疆)公路,在西南修筑和改善了川陕公路、滇缅公路,整修了川湘公路和湘黔、黔桂、川黔、黔滇以及湘桂公路。这一时期新建公路共14431公里,其中多数是远在地理与自然条件均较恶劣的边陲地区,不论勘测设计或施工,工程都是十分艰巨的,其使用多服务于军事,对标准和质量要求不高,而且时兴时废,往往修筑和破坏交替发生。据统计,截至1946年12月,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30307公里。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抗战胜利后,由于进行解放战争,公路交通以军用为主。公路建设进展不大。特别是 军队溃退时,公路遭到严重破坏。截至 建立前夕全国公路能通车的只剩下75000公里。
从我国近代道路的整个历史时期看,我国公路的发展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并随着交通量和车辆载重量的增大,线路和桥梁标准逐步有所提高。但因缺乏资金,缺乏公路建设的规划,即使有规划,也难于起到应有的作用,致使建成的公路在分布上很不合理。按1942年统计,东部几省公路每50平方公里有一公里,而西北及西南各省每800平方公里有一公里。
就公路工程技术而言,修建的公路多为泥结碎石路面。1933年到1946年间,先后在南京、重庆、昆明、乐山等地进行了水泥混凝土、块石、级配碎石、水泥稳定土、沥青表面处治、弹石等各种类型的路面试验,但因受到战争的影响,试验成果很少应用。这个时期只在滇缅公路上修筑了157公里的双层沥青表面处治路面和100公里的弹石路面;在乐(山)西(昌)公路修筑了62公里的级配碎石路面;水泥稳定土路面为数不多。
筑路机械在抗战期间虽已在滇缅公路等修筑中开始引进,然而机械配件和燃料供应困难,也难于推广使用。
桥涵结构方面,少数采用悬索吊桥、钢桁架(梁)桥、钢筋混凝立梁式桥(包括悬臂梁、T形梁、连续梁等),因建筑材料多需进口而建造不多。较普遍采用的是 式或半 式的圬工结构,既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又容易举办。
在公路养护方面,抗日战争前多数地区的公路缺乏经常养护,只有少数路线建立了养路道班。1938年,当时的中央 公布了一些有关养护管理的规章制度,但缺乏技术要求内容。由于路面多是泥结碎石或天然土路,而桥梁又多是木制或石(砖)砌的,各省自订的一些养护技术要求十分简单。1947年,公路总局公布了《养路须知草案》,共120多条,包括了路基、路面、桥涵、渡口、房屋等工程设施保养的内容。
我国现代公路(1949~1983年)成立以后,我国公路建设进入了逐步现代化的时期。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五个阶段。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这个时期内从上到下建立了公路管理机构,并建立了设计、施工和养护的专业队伍。同时,国家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规,对公路留地办法、公路养护办法、动员民工整修公路办法、养路费征收办法等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个时期内,又进行了全国公路普查,全面恢复并改善了原有公路。到1952年底,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6万公里,有路面的里程达 5.5万公里。同时由国家或各省、市、自治区投资,专业队伍负责设计施工,重点公路建设迅速发展,如康藏公路(后改称川藏公路)、海南岛公路、成(都)阿(坝)公路、昆(明)洛(打洛)公路、广(州)海(安)公路、沈(阳)大(连)公路、福(州)温(州)公路等相继兴建。对一些原有的重要干线,如川陇、川湘、川滇、川康、京塘等公路进行了改建。公路交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全国的建设事业,并为首先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下了基础。
首先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是公路建设稳定发展阶段。各级公路部门补充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公路建设队伍进一步充实发展,使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这个时期内确立了通过养护,分期改善和逐步提高公路质量的方针;确定了依靠群众,就地取材,大规模改善土路,加铺各种路面的原则;创立了泥结碎石路面加铺级配磨耗层和保护层的养护技术;推行了木桥防腐,改良工具等措施,大大改善了路况。在此期间,已开工的公路干线迅速建成通车,并继续修建了沈(阳)丹(东)公路、通(远堡)庄(河)公路、潍(坊)荣(成)公路、新藏公路等干线。国务院于1955年公布了《改进民工建勤养护公路和修建地方道路的指示》,使专业队伍和群众力量密切结合起来,加快了建设速度。在这个时期内,县乡公路得到普遍发展,公路通车里程和有路面里程增长了一倍,分别达到25.4万公里和12.1万公里,桥梁达到3.5万座,55.1万延米。
“跃进”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6年)是公路数量猛增、再进行巩固的阶段。1958年,制定了“简易公路”的标准,公路里程猛增,但质量标准较低。1962年,公路建设开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阶段,恢复和完善了若干基本政策和制度,调整健全了公路机构和建设队伍,试验推广了渣油路面、双拱桥和钻孔灌注桩桥基等技术成果。在此期间,重点建设了一些国防干线公路如水(口)漳(平)线、徐(州)连(云港)线以及中尼公路等。据统计,截至1965年底,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1.4万公里,有路面里程达到30.5万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由1962年的571公里增长到 5547公里,桥梁增长到10.4万座,156.6万延米,公路绿化里程达到18万公里。
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6年)公路建设仍有发展。渣油路面发展较快,十年中增长了10万公里;还相应地改善了线路标准;绝大部分木桥改建为 桥梁,使桥梁 式比重由原来45%左右提高到90%以上;一大批干线上的渡口也改建为桥;公路自办工业有了较大发展,机械设备逐年增加。国防边防公路建设和县社公路建设也有不少进展。截至1976年底,公路里程增长到82.3万公里,有路面里程增长到57.9万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主要是渣油表处路面)达到10.8万公里,桥梁达到11.7万座,293万延米。公路绿化里程达到25.4万公里。但是,由于“革命”对公路修筑、管理和养护的影响和破坏,有的地区路况下降,工程质量事故和交通事故相当严重。
经济建设新时期(1977~1983年)是公路改革和提高的新阶段。在这个时期内,恢复并改革了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养护,扭转了路况下降的局面,对原有已使用超龄的渣油路面进行了及时维修补强。1979年进行了全国公路普查和国道网的划定工作。自1977~1983年的7年中,新增公路9万多公里, 式桥梁近2万座,100万延米。在此期间,建成了北京-密云、沈阳-抚顺、南京-六合等 公路以及多条二级公路。截至1983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91.5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10.5倍;铺有路面的里程达到70.5万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为18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70倍;桥梁总计13.9万座,399.4万延米,其中 式比重由 1949年的30%左右提高到96.3%。在全长5400多公里的黄河上,1949年只有一座兰州黄河铁桥,到1983年,从青海的黄河源到山东入海口,已建成公路桥近40座,其中洛阳黄河桥全长3492米,济南黄河公路桥主孔跨度为220米,北镇黄河桥桩深107米。在长江上,也已建成各种类型的公路桥20座。
我国现代公路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路面工程方面创立和发展了泥结碎石路面和砂石路面的养护、改善技术;发展了石灰稳定土路面基层;研究利用国产多蜡渣油和沥青修筑了高级、次高级路面;使公路行车条件大大改善。在路基工程方面研究成功了一整套路基爆破新技术;在冰冻地区发展了防治公路翻浆的措施;在盐湖地区修筑了世界上少有的盐块路;在高原多年冻土地区修成了沥青路面。在桥梁工程方面提出了石拱桥实际承载能力的计算理论和方法,建成了很大跨径为116米的四川九溪沟桥,创造了民族风格的省工省料的双曲拱桥,很大跨径已达150米。在桥型上发展了箱形拱桥、钢架拱桥、扁壳桥、少筋微弯板组合梁桥等。在桥梁基础方面试验成功了一整套适合国情的钻孔灌注桩技术,大大加快了建桥进度,降低了造价。此外,还学习、引进了各种国外 技术,如乳化沥青、预应力混凝土桥,各种勘测设计新技术以及交通工程学的理论和应用等。在公路养护方面随着公路和汽车数量的增长,增加了养护里程,壮大了养路队伍。截至1983年底,经常养护的公路已占总里程的80%以上,基层养路段有2700多个,养路道班近5万个,固定的养路从业人员达78万余人。公路养护质量逐年有所提高。同时对公路逐年进行一些技术改造,提高了公路的通行能力和抗御灾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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