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左右）建造的明堂辟雍，位于长安（今我国中西部西安市）南门外大道东侧，符合周礼明堂位于“国之阳”的规定。它是一座重要的早期坛庙，外围方院，四面正中有两层的门楼，院外环绕圆形水沟，院内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央夯土圆形低台上有折角十字形平面夯土高台遗址。
据复原后得知，中央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内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夹室，共为“十二堂”，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层每面也各有一堂；上层台项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象。全体各部尺寸又有许多繁琐的数字象征意义。整群建筑十字对称，气度恢弘，很符合它的包纳天地的身分。
源流
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它们的基本形式都是在土台上建屋，平面呈井字形构图，相邻为九，间隔为五。但至今尚未发现这时期的明堂遗址。不过作为一种祭祀性建筑，它应当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中。 考古发现的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遗址，方位正南北，方形,内有4根对称的柱子，柱子连线可划分成井字形构图。“大房子”面积很大，室内约120平方米,显然是氏族成员的场所。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又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的原始社会后期，氏族成员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祭祀与农业有关的神帝和自己的祖先。所以“大房子”可能就是明堂的最初形态。
汉代明堂辟雍
西汉元始四年在长安建造的明堂辟雍，位于长安南面正门安门外大道东侧，符合周礼明堂位于“国之阳”的规定。明堂方位正南北，正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墙正中辟阙门各3间，墙内四隅各有曲尺形配房1座。围墙外绕圆形水沟，直径东西368米，南北349米，这就是所谓的辟雍。
四阙门轴线正中为明堂,南北42米，东西42.4米，整个建在一个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基上面。遗址正中为一接近方形的夯土台，南北16.8米，东西17.4米，残高约1.5米。夯土台四角又各附2个对角相连的小方土台，由此隔出四面的厅堂，每面厅堂外又各有敞厅8间。明堂遗址室外原有地面在发掘时已被破坏，参照与它的形式基本相同的王莽九庙遗址，现存的4个厅堂和敞厅原来都应当是半地下结构。明堂的主体是在它们的上面，由室外木梯进入。
根据遗址结构，并结合汉代建筑的一些间接资料，可以推测出它的原状是一个十字轴线对称的3层台榭式建筑。上层有5室，呈井字形构图；中层每面3室,是为明堂（南）、玄堂(北)、青阳（东）、总章（西）四“堂”八“个”即“四向十二室”；底层是附属用房。至于明堂“上圆下方”之说，据现有结构，有可能上层中央太室顶上为圆形屋顶，也可能另有所指。中心建筑（即明堂）的尺度，如不计算四面敞廊，每面约合28步(每步6尺,每汉尺0.23米)，恰与《考工记》所记“夏后氏世室”实即春秋战国时的理想方案相同。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建造的洛阳明堂，位于洛阳南面正门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长安明堂的位置相同。遗址已在1977年探明,整个范围东西约386米,南北约400米，大约相当于长安明堂环水沟以内的范围。推测是明堂中心建筑外面围廊的范围。
东汉经学家对明堂制度有很详细的论述，还有关于洛阳明堂形制尺度的具体记载，参照遗址范围,大体上可以肯定洛阳明堂仿自长安,基本形式和尺寸相似。但它增加了许多象征的具体涵义。如明堂中心太室为方殿圆顶。圆顶直径3丈（约10米）,天为阳，3为阳数；方殿每面6丈（约20米）,地为阴，6为阴数，形、数相合，象征天圆地方。建筑通高81尺（约27米）,象征“黄钟九九之数”；9室象征九州；12堂象征十二月、十二辰；28柱象征二十八宿；36户象征三十六雨；明堂每面24丈象征二十四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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