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董仲舒的意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可是，当今的局面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搞得“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那么，“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资治通鉴》卷十七）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有利于巩固大一统王朝，也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六经和儒学地位的政策。比如，设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招收博士徒弟员五十名。更重要的是，“经明行修”（熟悉六经，修养品行），射策选士，成为士人进入官场获得利禄的最重要途径。官府的引导作用，自然使得天下的读书人“靡然乡风矣”。
但是，就汉武帝用人实践来说，绝对是不拘一格的。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他们都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建立业，如公孙弘为相、倪宽为左内史及御史大夫，赵禹、张汤主管法律工作，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张骞、苏武的外交风采，卫青、霍去病的战，霍光、金日磾作为顾命大臣的作为，等等。
可见，是否儒学出身，有多少儒学水平，不是汉武帝用人的绝对标准。相反，就儒学知识素养来说，董仲舒（前179-前104）远远超过公孙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孙弘年轻21岁。但是，公孙弘心思比较灵活，具有实际政务操作能力，得到汉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对于比较迂阔的董仲舒，汉武帝却是嘉许其说，而不重用其人。
其次，这些官员虽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们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现，不悖于儒家的价值观；或者努力向学，向儒家价值观靠拢。前者如石建、石庆为人笃实，汲黯、卜式为人质直，韩安国、郑当时为人忠厚。后者最典型的是张汤，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从知道部下倪宽以经书判案狱，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张汤“由是乡学”，重用倪宽帮助自己“以古法义决疑狱”。
总之，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倡导，统治秩序的构建，社会行为的规范，即所谓“教化”的能。为了将这种意图贯彻下去，必须有制度化措施，作为保障和驱策工具。于是，就有了太学和博士徒弟员的设置，有了征辟、察举的入仕途辙。然而，在实际的治国理政操作中，汉武帝是非常务实的：“盖有非常之，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可以这样说，就仕进渠道而言，朝廷并不崇尚法家和纵横家；另外一方面，在实际人才选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这样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这里并不矛盾。尊崇儒术，是道、是经，悉延百端之学，是术、是权。不变的原则（经或者道），与变化的世界，难免有不完全契合之处。于是，就要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这就是“权变”。
可是，外儒内法，也不能仅仅要从“道”与“术”、 “经”与“权”的角度去理解。这还涉及利与弊、时与势的关系问题。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尽管此“独尊”兼容并包“百端之学”），有利于纠正汉初陆贾、贾谊提出的道德滑坡、社会失序问题，对于后来的我国历史发展也影响深远。儒学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儒学成为一种神圣化了的意识形态。于是，腐儒、陋儒、伪儒、神儒（谶纬化了的儒学）也纷纷出现。汉元帝为太子时主张“纯用儒生”，已经令汉宣帝忧心忡忡：乱汉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地借谶纬化的儒学，为取代西汉王朝造势。东汉儒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伪君子也比比皆是。于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出现。这就是利而生弊。
怎么解决利中有弊的问题呢？这就涉及“时”与“势”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时势的变化，对于治国之道、化民之术，也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做到张弛有度、刚柔兼济、礼法合治、德刑并用，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谓审“时”度“势”，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不懂世异，不知时移，就会胶柱鼓瑟，适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归罪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十分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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