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guyong guanxi

[外文]：hiring labour in ancient China

我国封建社会雇主和雇工在生产劳动中的经济关系。

我国雇佣关系发生甚早，春秋晚期已个别地出现。如公元前546年齐国发生崔氏之乱时，大夫申鲜虞避难鲁国，“仆赁于野”，充当农家雇工以自食。战国时，雇佣关系较前多见。文献中出现了“庸客”、“庸夫”、“庸民”、“庸保”、“庸徒”等名称，以及“取庸”、“买庸”、“卖庸”、“聚庸”、“赁庸”、“庸耕”等有关雇佣活动的词汇。《韩非子》曾述及贫民一家三子均庸于人的事例，还讲到雇主以更多报酬换取庸客力疾耕耘的经济思想。到了两汉，农、工、商、建筑、运输等许多行业和家务中都有使用雇佣劳动的。尽管如此，雇佣劳动还只是偶发现象。唐宋时期有所发展。敦煌资料里保留了若干雇佣契约，唐代私人茶园有同时雇用采茶短工百余人者。宋代官私手工业常用“和雇”办法使用劳力；官手工业中还有“当行”差应是采取付酬办法招募人工；农业中也已有雇佣劳动，甚至出现农忙急需而“多方召雇鲜有应者”的情况。在一些地区，雇佣关系已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了。上述古代雇佣劳动者，有受雇一年以上的长工，也有以月日计值的短工；有的订立契约，写明雇佣条件、工值和时限，有的口头协议、完工散去，并无凭证；有的经人介绍，找保受雇，有的只是他乡路过，临时干活，形式是多样的。其主要来源是手工业工人、无业贫民、土地不足或破产的农民，以及那些只能以力役偿还债务的债务人等；政治流亡者和外逃奴仆也往往以受雇佣为生。他们有的受雇于手工业和商业，大多数是家内服役者和农业中的长短工，而比较集中的则是采矿和冶炼行业。到了明清两代，雇佣关系逐渐遍及从生产到生活的各个领域，雇佣劳动者的数量比前期有所增加，不少地区出现了街头待雇的短工市场。不过，一直没有发展为生产中主要的劳动形式，特别是在农业中。

我国古代雇佣劳动者的身份，有的是自由的，有的不是。由于我国古代长期处于比较严格的封建家长制统治之下，并受奴婢制度的影响，主雇间往往或多或少带有尊卑关系、主奴关系的痕迹，双方自愿结成的非等级雇佣关系也是如此。生产 雇工有时还需从事一定的服役 劳动。工值常部分地以伙食、衣鞋等实物支付。单身长工的户籍列于雇主户下，其行动需由雇主管束。可见，我国古代的雇佣关系，即使是那些不属于等级雇佣的一般雇佣关系，也往往带有相当程度的封建 。

一般地说，我国古代雇佣劳动者在受雇时是自愿的；但长期雇佣关系一旦确立，他们中许多人的法律地位就发生变化。如宋代的“人力”或“女使”，多订有契约，年满解雇。法典规定，五年以上长工无过错而被主杀，主罪减凡人一等；主人过失杀雇工者无罪；不得与主人同居亲属通婚姻； 主 女或主人有服女亲，拟罪重于凡人。明代确定一部分雇佣关系为具有人身隶属关系的等级雇佣关系。《大明律》称这种雇佣劳动者为“雇工人”，其雇主为“家长”，具体地规定雇工跟雇主同罪而不同罚，处刑轻重也不同；雇工跟雇主有服亲属的法律关系也不平等，法律承认雇主及其服亲尊长对雇工人有施加体罚的惩罚权，直至将雇工人责打“邂逅致死”而无罪。雇工人的法律地位比奴婢高些，但明显地低于凡人，成为一个低下的社会等级。万历十六年（1588）规定“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雇佣劳动者为雇工人，“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不是。清王朝继承了明王朝有关雇工人法律地位的律文，但多次修改雇工人条件。乾隆五十一年（1788）改修条例，以主雇间有无主仆名分作为判断是否雇工人的主要标志。此后，在实际生活中与雇主无主仆名分的一般雇佣劳动者越来越多。有关雇工人法，直至清亡方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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