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汉武帝自即位以后，便大肆对外用兵，征讨匈奴，平定南越，出兵西域，进攻；大兴土木，扩建上林苑，修建宫殿楼台。三四十年里，把文帝、景帝两代积累下来的财物消耗殆尽，国家财政拮据。为了摆脱财政困境，武帝下令国家垄断盐和铁的经营权，增加人口税，向工商业者征收过量的财产税，出卖官爵，允许以钱赎罪。人民不堪重负，流民遍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
武帝晚年，政治危机十分严重，他开始担心自己权力不保，于是严刑峻法以驭臣下，文帝时废除的“俳谤罪”“妖言罪”又随意恢复了起来，甚至有所发展。有位大臣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不敢讲话，只是嘴唇动了动，就被定为“腹诽 罪”而处死。他盛怒之下，随意杀人，连也不能幸免，光宰相被杀的就有好几位。他连自己的儿子也不相信，太子被诬，含冤而死。这时朝廷上下，怨声载道、危机四伏。他的作为，他的处境，与秦始皇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汉武帝没有走秦始皇的老路，西汉政治也 没有因此而衰亡，这又是什么原因？
汉武帝毕竟是君主中的英杰，在看到国家z权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及时反省了自己的行为，下定决心调整政策，改弦更张。征和四年 (前89年），担任搜粟都尉的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 联名上疏，要求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开展大规模屯田，同时加派军队戍守，修建军事设施，招募内地居民到那里定居，以此为基地经 西域。这时，汉武帝遥望着为怀念受诬而死的太子刚刚建成的“思”，回想起自己几十年来频繁对匈奴、西域用兵的往事，头脑冷静了下来，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失。他没有同意大臣们的提议，也没有责怪大臣们的冒失，而是写下了一篇深怀悔恨的诏书，这就是“轮台罪 己诏”。
汉武帝在诏书中说,前些时候有关部门要求增加民众的赋税，以 满足边地之用，加重了百姓的困苦。而今又有人请求屯田、戍守轮 台。轮台在车师之西千余里，以前我们攻打车师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因为路远乏食，光是在路上饿死的就有几千人，如果戍守更远的轮台，后果不更为严重吗？接着，他开始陈说自己的过错，说自己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而不合情理，使得天下民众愁苦不堪，现在真是追悔莫及啊。自今以后凡是有害百姓、浪费天下钱财的事，一律作罢！之后，他宣布了新的政策：当务之急是禁止苛暴，停止随意向民众征收赋税，致力于农业之根本，鼓励百姓养马，不使武备松懈即可。
从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根本转变，回到了汉初与民休息、重视生产的轨道上，因而避免了亡秦的覆辙。两年过后，汉武帝去世了，这时社会已安定下来，经济逐步得到恢复，政治危机也已度过。他的后继者昭帝和宣帝继续推行这种政策，使西汉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司马光曾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原因就在于秦始皇拒 绝承认错误，一意孤行;而汉武帝却是知错认错，及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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